言詠/文 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將于2026年1月1日實施，其中治安違法記錄封存條款引發激烈的爭議。爭議焦點在于，封存范圍涵蓋了吸食毒品、強制猥褻、嫖娼等行為。在公眾看來，這些行為具有嚴重的道德污點與社會危險性。人們對吸毒記錄封存的抵觸情緒尤為強烈。 

對于一部影響深遠的法規，公眾當然有權表達困惑甚至反對。熱議本質上源于關切。對立法者而言，開門立法的本義正是要廣泛傾聽各種聲音。傾聽不意味著任由民意裹挾，而是一種溝通的姿態。理解民之憂懼，解釋民之困惑，在爭議中促進共識，才能讓法律真正走進人心。法律的進步既需要專業的構建，也需要人心的認同。 

然而，任何公共表達都應當懷抱善意、恪守理性，不能滑向對他人的造謠和網暴。當爭論淪為情緒宣泄而毫無理性思辨，就失去了意義。當討論超越議題本身，演變成人身攻擊，則突破了言論自由的邊界。這都背離了公共討論應有的樣子。 

回到爭議本身，不少法學界人士已從專業角度作出澄清和解釋，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在法律上，與制販毒品屬刑法重罪不同，吸毒被定性為治安違法行為，而非犯罪行為。這或與公眾的道德認知存在差異，卻是客觀的法律事實。 

第二，封存記錄不等于消除記錄，核心在于限制查詢，旨在讓情節輕微者免于終生被禁錮于“吸毒者”的標簽之下，最大限度地給予其改過自新、重啟人生的機會。與此同時，獨立的毒品治理體系仍對其保持嚴格管控，一旦行為危害性升級，法律制裁也將相應升級。因此，對吸毒治安違法記錄封存，與對毒品的零容忍政策并不矛盾。 

第三，制度并非沒有例外。在法定授權下，封存記錄允許被查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二是有關單位可根據國家規定查詢。比如，根據《幼兒園工作規程》《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規定，招聘特定崗位時，用人單位可依法查詢應聘者有無相關違法記錄。 

這些澄清或許不能立刻打消公眾疑慮，但回應和溝通本身就邁出了重要一步。若能換位思考，真正理解公眾的憂心，可做的還有更多。公眾并非不支持給予違法者改過自新的機會，對封存打架斗毆等記錄，輿論爭議不大。但依循樸素的情感和直覺，難免質疑：吸毒怎么算輕微違法？毒癮真能根除嗎？與有吸毒前科者共事，會有安全隱患嗎？ 

這與長期形成的觀念有關，改變絕非一日之功。因此，除了持續在法理層面解疑答惑外，更需向公眾普及我國毒品治理體系的實際運作，讓人們看到追蹤與管控不會缺位，封存不意味縱容與失控。對吸毒者而言，就算違法記錄被封存，其仍然會面臨公安機關3—5年的動態監管。一旦復吸，監管期限還會提升。 

事實上，保障有吸毒前科者免于歧視性困頓，不僅是對其權利的捍衛，更是對社會整體安全的有益投資。戒斷毒癮既依賴于個人意志，更需要社會與家庭的系統性支持。家庭的排斥、社會的不包容是導致復吸的重要原因。在求職等關鍵環節因過往經歷被“一票否決”，會將大量人員推向社會邊緣，使其極易重蹈覆轍，構成社會隱患。 

人們對吸毒者的刻板印象，往往是道德敗壞、本性邪惡。但現實未必全然如此。他們或許是在對抗人生不幸時一念失足，其人性中的良善未必泯滅。他們并非“異類”，也有與常人一樣的悲喜；也有爬出深淵，走向光亮的向往。 

打破這堵偏見之墻，最有力的工具莫過于“過來人”重獲新生的真實故事。成立于2015年的深圳“馨起點”朋輩輔導員隊伍，是一支由戒毒康復者組成的志愿者團隊。十年來，他們不僅為戒毒人員及其家庭提供支持陪伴，亦積極參與禁毒宣傳。2019年，他們舉辦了一場主題為“涅槃重生”的演唱會，希望展現戒毒康復者的另一種人生可能性，提高社會接納度。盡管遭遇了謾罵和譏諷，他們仍堅定地認為需要更多人站出來，以行動獲得社會認可。如今，隊伍從5人擴展到51人，他們可以坦然地對幾千名孩子講自己的故事，告訴他們：別碰毒品，真的會疼。 

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在法律層面為他們卸下歷史包袱，是現代法治的溫情與善意?！败捌瘘c”的實踐，則是用行動撕掉標簽，重塑信任，是消除公眾憂懼的最好途徑。這是法律和個體的雙向奔赴，也是對法治、文明及人與人關系的深層探討。當然，任何一項新的法律制度，都要在實踐中接受評估，若有漏洞須及時優化，把握好個人權利保障與公共安全之間的平衡。我們相信，在良法善治的實踐中，新的社會共識將形成。

（作者 言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