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 作者 汪天天 時光飛機落地的那一刻，我們感到撲面而來的新鮮與暖意。眼瞧著云貴高原上的山川河流，還有星星點點的村莊，大家紛紛感嘆昆明作為“春城”當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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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們看到一位騎著高頭大馬的騎士正向我們而來，戰馬昂首前進，馬尾在奔跑的途中恣意揮灑，仿佛要寫下最英勇的詩句。騎士身穿華服，腰部挎著一柄配件，炯炯的目光射向遠方。在戰馬的不遠處，還有四只體格壯碩的牛也正奔跑著，馬蹄聲越來越近，靠近后離開我們，直到消失在地平線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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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詫異駐足于此景時，才發現“時光旅行社”的班車已經抵達云南省博物館。驚喜之間，只見剛才這一幕出現在一個束腰圓筒形青銅器上。導游解釋道，這是古滇國獨特的貯貝器，用來存儲當地的交易媒介——海貝，貯貝器好比我們現在的存錢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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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貯貝器上的戰士通體鎏金，足以見得其身份顯赫。兩側還對稱雕鑄有虎形耳，平底處有三個虎爪形足，撐起整個威嚴的貯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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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 云南省博物館藏

但對于深居內陸高原的國度，海貝并不常見，僅限于貴族群體之間的流動。因此貯貝器本身也代表了權力、財富與地位。使用這些貯貝器的貴族幾乎均在這時雄踞一方的“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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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云貴高原上的部落主體，傳世典籍《華陽國志》已做了區分：“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薄袄ァ奔礊榈嵛鞯貐^原以游牧為生的部落民族?！皫Q、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彼麄兂幸u著編發傳統，保留著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叟人可能是起源于西北地區的一支民族，“滇”為其族群自稱。不同于編發的昆明人，滇人常以“椎髻”形象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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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晉寧石寨山青銅儲貝器上的椎髻人物形象 （中國國家博物館通史展廳秦漢單元）

這支自稱為“滇”的部落，部落酋長稱為“滇王”。滇，源于先民們對于“鷹”的稱呼，滇國，或為“崇鷹之國”。時光旅行社的導游告訴我們，在彝語中，滇池是“滇濮殊羅或羅朵?！钡臐h譯名，是“鷹祖之?！钡囊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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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四人縛牛銅扣飾 藏于云南省博物館，晉寧石寨山出土，扣飾生動地再現了滇人剽牛祭祀的場景。

在同一片土地上，為爭奪有限的資源，滇人和昆明人的日常矛盾難免會演變成戰爭。相較于昆明族軍，滇國軍隊等級更為森嚴、裝備更為精良。椎髻的滇國將士帶領這支隊伍沖鋒陷陣，騎馬將軍的四周圍繞著氣勢浩蕩的士兵，而另一方辮發的昆明人均為步兵，在對手如此步步緊逼之下只好潰逃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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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疊鼓形戰爭場面銅貯貝器 云南省博物館藏

高53.9厘米，蓋徑33厘米，整器為上下重疊兩鼓，用銅焊接。有底有蓋，器內貯貝。兩鼓器身紋飾相同，胴部各鑄有羽人及木船圖飾六組；腰部飾牛形和舞人形紋。足部及胴部上刻有以三角齒紋和同心圓渦紋為主的帶形紋飾。蓋上為戰爭場面，有人物22人，馬五匹。蓋中央有一騎士，形體較大，似為主將。此人戴盔摜甲，右手執矛，作下刺之狀。貯貝器反映了步兵協同騎兵作戰的場面，表現了一次戰爭的全過程。

西漢 戰爭場面貯貝器蓋

這件貯備器蓋把滇族與昆明人的戰爭場面描述的淋漓盡致。蓋上共雕鑄一組人物13人，馬一匹，場面宏大。居中一位通體鎏金的騎馬將，馬昂頭翹尾，脖子下系著一個斬獲的敵人首級。四周一群裝備精良的士兵正在進行激烈戰斗，他們戴頭盔、穿鎧甲，意氣風發；另一方為辮發的昆明人，均為步兵，氣勢上與滇國人完全相反，有的受傷倒地，有的跪地求饒，有的身首異處，呈現出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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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這件戰爭場面貯貝器蓋時，我仿佛正親眼目睹一場血雨腥風的搏殺。高度寫實的風格，將戰爭的激烈血腥展露無疑。我似乎能夠聽到兵器相接的聲音，也能夠聽到震天的嘶吼喊殺，甚至聽到了傷兵的哀嚎。每一個人物的姿態都非常生動，動態極強。而且各個人物的排布也非常恰當，主次分明，像一幅構圖絕妙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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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滇國沒有文字，他們通過貯貝器蓋的立體雕塑，記錄與展現滇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戰爭、祭祀、納貢等等，堪稱一部沒有文字的青銅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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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伐交戰、騎馬狩獵、市場交換之間，滇人的政權逐漸穩固繁榮。滿懷著期待與好奇，我們穿越滇人的部落與國度，走進滇地悠悠歲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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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古滇之跡

昆明地勢自北向南呈階梯狀降低，北部的山脈阻擋了冬天的冷空氣，也讓來自遙遠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氣流形成降雨，四季如春，百花也于四時盛放。百萬年來的降水塑造著這片高原大地，河流自山川沖刷向山間盆地（當地人稱之為“壩子”），最終形成面積約510平方公里的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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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漢人司馬遷描述，滇國東至云南、貴州交界地帶接夜郎，北似隔金沙江與邛都相望，西近洱海地區。早在戰國楚威王之時，楚國派將軍莊蹻(qiāo)試圖攻取滇池及周邊流域。莊蹻為楚莊王苗裔，因戰爭阻隔，莊蹻在平定滇地后無法返回國度，索性在滇國自立為王，以滇池方圓三百里豐饒之地組成的“滇國”故事由此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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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從西域歸漢，向天子提及西南身毒（yuán dú，今印度）有大量珍物以及通商之利好。為進一步謀通身毒，漢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出使西南邊疆，但遭遇昆明人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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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朝廷試圖以武力兼并滇國納入其大一統版圖之中——大漢王朝攻占南越、夜郎后再度入滇仍遭遇抵抗，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王朝自巴蜀調兵南下發動攻擊，破勞浸、靡莫后攻下滇國。自此，漢武帝在此設置益州郡以管轄，冊封滇國王為“滇王”，頒“滇王之印”，并把昆明人也納入益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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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郡初設之時大致僅包括滇國原本管轄之地。后數年，隨著中原王朝擊敗云南西北部的嶲、昆明部落，開始管轄這些部落的大部分活動地區。由此，益州郡成為西南夷轄地最廣、實力最強的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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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滇王之印”金印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高1.8厘米，邊長2.3厘米

此印為金質，蛇鈕，印鈕與印身為分鑄后焊接而成，印面鑿刻篆書“滇王之印”4字。有學者認為，漢代諸侯王印及文職官印之印文均為鑄成，只有部分軍職官印因急于封拜而鑿文的。此金印印文為鑿制，是由于西漢政府為封賜降漢的滇王而倉促制成的緣故。也有學者認為，金印印文分為鑿制和鑄制，在制度上并沒有任何抵觸，在技術上也不會有什么困難。此金印用鑿文，可能是原來鑄文的金印不能用來隨葬，滇王需要代代相傳，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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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游解釋道，古滇國并非完全獨立的國家，而是“酋邦”或“方國”。在漢武帝賜予王印、設立郡縣后，則轉變成了大一統中央王朝的地方“王國”或“侯國”。但在成為大漢王朝的邦國后，滇地各族群依然需向滇王納貢。地方各族群首領盛裝佩劍，帶著牛踏上納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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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詛盟場面青銅貯貝器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晉寧縣石寨山遺址M12墓。通高51厘米，蓋徑32厘米，底徑29.7厘米；出土時器內貯貝300余枚，上鑄圓雕立體人物127人（殘缺者未計入），以干欄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動為中心，表現了滇王殺祭詛盟的典禮場面，以及人們準備食物、在廣場上進行交易的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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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滇人而言，牛不僅是飲食中肉制品的重要來源，也是大型儀式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至少在東漢之前，牛在滇國唯獨不作為耕地之用，常常圈養于干欄式建筑的下層。而在住所上層的祭祀活動中，牛牲僅次于人牲。畢竟，牛是滇國貴族財富與地位之象征，懸掛于屋外柱子上的牛頭時時刻刻都高貴地注視著來往人群，也在靜默之中與天上神靈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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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七?；⒍嚆~貯貝器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滇國畜牧業比較發達，這些牛均為黃牛，健壯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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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穿越到2000多年前，抵達當地一處貴族的住所，這里正在舉行以剽牛祭祀為代表的祭禮活動。在這座長脊短檐屋宇中，正中主室為井干式建筑，圍以柱架平臺，鉤欄與其余建筑相連。主室正中間的窗戶開著，透過窗戶看見一個女人的頸后長髻。前堂及其余建筑平臺、鉤欄及前庭，二十多個人或做跪坐、或持物、或宴飲、或吹奏舞蹈。在主室窗右側，端正跪坐著一男一女。左側設一案頭，案頭上放置有一牛肩胛骨。案頭后一人端坐著，像我們拿著筆的樣子用工具著于牛肩胛骨正面。案前還跪伏著一人，面對牛肩胛骨。庭前柱間縛兩牛、兩馬，另有三豬、一犬、一鼠等動物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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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開始后，有人身著羽飾手執利斧殺牛，也有羽人翩翩起舞溝通神靈。我們感嘆著滇人祭祀之間的熱情與專注，對于未知的解決之道或許正寄托在一切充斥著生命力的舞蹈里，滇人們也通過動物的靈魂抵達人類無法抵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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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房屋模型銅扣飾 云南省博物館藏

此建筑布局、結構和用材等方面都比較合理，而且裝飾華麗，功能齊全，很有可能是當時滇王或滇國貴族的住所或議事廳的再現，其表現內容當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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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滇地與漢王朝的聯系逐漸加深以及農耕技術的發展，牛開始用于耕地生產，滇人也逐漸不再將牛作為崇拜權力的象征，反而習慣起漢民族的文化認同。比如漢人貴玉，“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漢代的人們相信“玉能寒尸”、“金玉在九竅，則死者為之不朽”，葬玉之風在諸侯貴族之中尤為盛行。滇地雖偏遠，但隨著漢人移民入滇以及開發定居于此，滇地也漸漸融合了漢人之風。玉衣隨葬有等級區分：皇帝使用金縷；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用銀縷；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滇王用此葬禮，表現了漢王朝與滇國的密切關系及滇王對漢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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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石寨山遺址6號墓出土的西漢時期“滇王玉衣”由166片玉片構成，其中包括69片規整的邊角地帶有穿孔的玉片，97片未穿孔玉胚片，僅覆蓋了人的臉、前胸部位，或稱“玉覆面”。穿孔片中未發現金絲痕跡，大概絲線、麻線等穿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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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生活裝飾上，滇文化的繼承者們還是或多或少保留了當地的特色。突沿玉鐲是滇國特有的一種臂飾，這種玉鐲的內沿皆有凸起的唇邊，是為加大與手臂的接觸面，不致在戴鐲時磨破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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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們聽到響亮的鼓聲響起，尋著聲音找去，只見有人正擊打著中國最早的銅鼓。他們幾乎都剪短頭發，身上刺著花紋。不同于滇人與昆明人，他們是“濮越”之族。此前，滇西的萬家壩誕生了最早的銅鼓，而后隨著人口遷徙至滇池邊晉寧石寨山，銅鼓制作工藝也傳于此地并進一步得以發揚。銅鼓中繪制有太陽紋、椎牛紋、鳥紋以延續遠古崇拜之外，還繪制有船只與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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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廣南羽人船紋銅鼓 云南省博物館藏 攝影/蒼民卓 高46厘米、面徑68厘米、足徑84.5厘米

鼓面平整飾有十四角太陽紋，外分五暈。腰部裝飾四組船紋，每船上有四至七人，均為裸體、項髻。附近有椎牛紋、鳥紋、舞人紋等。胴部和腰部之間有四耳，為祈求雨的禮器，屬石寨山型銅鼓。此外在廣西、廣東等地也出土過類似的羽人船紋銅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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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平定南中四郡，改益州郡為建寧郡，郡治從滇池（今晉寧晉城）移至味縣（曲靖），并實行“和撫”政策團結當地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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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晉王朝將益州所轄南中7郡中的建寧、興古、云南、永昌4郡劃出，設置寧州。當時的南夷校尉利用權力對少數民族進行壓榨，引起了地方叛亂，導致郡縣的頻繁廢置和調整。咸和七年（公元332年），李雄推翻了東晉王朝在寧州的統治。后被霍氏、爨氏等地方大姓所控制，曲靖以西的爨地，史稱“西爨”，今昆明屬“西爨”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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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佛國之盛

唐朝一度設置昆明縣，但此處所置昆明縣，非今之昆明，乃四川定笮鎮（今鹽源縣境）。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元和郡縣圖志》載：“于鎮置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此為名?！碧拼鷮⑵涿麨椤袄ッ鳌币蚱浣咏ッ髯逯?。因此漢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居云南西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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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烏蠻、白蠻興起，昆明族居住的地方，漸為烏蠻、白蠻占有，昆明族才被迫東遷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圍。這些烏蠻、白蠻漸漸發展為“六詔”——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及蒙舍詔。其中，蒙舍詔在地處南方，也被稱作南詔。相較于其他五個部落與吐蕃關系緊密，而南詔始終與吐蕃保持一定距離。大唐王朝一直視吐蕃為西南邊疆的重大隱患，滇地又是吐蕃進入中原的第一道關卡，大唐選擇支持南詔以抗衡其他蠻族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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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分分合合或許只是考慮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南詔與大唐之間的和平是短暫的。唐天寶十年至十三年（公元751～754年），南詔多次試圖擺脫大唐統治建立獨立政權。同時，滇池周邊的爨(cuàn)氏部族也為南詔國所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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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南詔政權第二代國王閣羅鳳為守護東部疆界、扼守通往屬地要道，親自前往滇池流域巡視。同為高原湖泊，滇池與閣羅鳳故鄉的洱海太像了，波光粼粼的湖面倒映著青翠欲滴的西山，又正值五尺道要沖——東可控制昭通、威寧和曲靖之地，南部相鄰紅河各部族，也可起到震懾之用，當即便決定開發此地建立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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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閣羅鳳命其長子鳳迦異在滇池之東建城。滇池在南詔都城之東，自然成為了南詔“開拓東境”的屏障，因此這一戰略要地成為了拓東城（南詔國后期更其名為鄯闡城），設立“拓東節度”，昆明由此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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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詔統治者的推崇下，越來越多的當地人從紛繁的信仰中開始信奉佛教。當地的百姓告訴我們，最初南詔的創立者細奴邏也離不開化身為僧的阿嵯耶觀音神力相助。當地至今流傳著這樣的故事：1300年前，細奴邏全家從哀牢搬遷至大理巍山避難，曾有一位僧人接連幾日都于細奴邏家乞討，細奴邏那時雖身處困境，卻依然將食物給了這位僧人。公元649年，在一次祭祀鐵柱的大殿中，接受了當時白子國酋長的禪讓，建立南詔。這位僧人，也在那次大典上化身神鳥飛到細奴邏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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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善業泥一佛二菩薩像 云南省博物館藏

佛龕為尖頂拱形，邊飾火焰紋及聯珠紋；龕中主尊阿彌陀佛身著通肩佛衣，雙手結禪定印，結跏趺坐于雙重束腰蓮座上。主尊頭頂飾有華蓋，是主尊身份的象征；主尊兩側是兩個脅侍菩薩，他們高發髻，戴項圈，下身著長裙，雙手合十，十分恭敬的站在主尊兩側。用模范制作泥質造像在唐代就很流行，受佛教“業力”觀念影響，這種供養方式被認為能“消除業障、增加善業”，因此又被稱為“善業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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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詔統治者均以僧人為國師，遍建寺塔，廣鑄佛像，“于是建大寺八百，謂之藍若，小寺三千，謂之迦藍，便于云南境中，家知戶到，皆以敬佛為首務?！钡趪λネ?、對外戰爭頻繁的時代，如此“感佛維持”之努力并沒有換來新的希望，反倒因過度勞民傷財而加劇社會矛盾。在霸統滇東、滇西253年之后，南詔的割據統治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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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歷經幾個短暫王朝更迭后，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國。大理國崇佛之勢更為盛行，在937年建國到1253年滅亡之間，大理國二十二位皇帝中就有十位先后出家為僧。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特繪制畫卷記錄這一盛況，于盛德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成畫。此畫授意于大理國第十八代國王利貞皇帝段智興（1149 年～1200 年），畫中也描繪了段智興帶領朝內文武百官到蒼山腳下的寺院中禮佛的情景。段智興是段正嚴的孫子，段正嚴又名段和譽，是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段譽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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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國（南宋） 大理國梵像（利貞皇帝禮佛圖）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

《大理國梵像》全卷分為134圖，畫600多人。畫卷題材以描繪佛教故事為主，依次描繪：利貞皇帝段智興禮佛圖；諸佛、菩薩、佛母、天王和護法等數百位佛教人物；梵文多心（心經）和護國寶幢；十六國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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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扎染工藝復刻的張勝溫畫卷之蠻王禮佛圖（局部），攝于云南大理喜洲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館

來到大理國，不難發現位高權重之職大多由高氏家族擔任。事實上，高氏家族一脈在云南扎根已久。相傳高氏可能源于由春秋齊國遷往楚國的高量，戰國末年其后人隨楚將莊蹻入滇。大理國時期，高氏家族世襲大理國宰相職位，分封族內弟子掌握大量資源財富。宋嘉祐八年（1063年），大理國鄯闡侯高智升建樓臺別墅，該地后來也創建佛寺，成為當地佛教圣地，明朝獲賜名“華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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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篤信佛教，憑借其雄厚的財力與權勢，支持佛教傳播。公元十二世紀中葉或稍后，時任大理國議事布燮，即大理國派駐鄯闡府（今昆明）輔佐大理國權臣高明生的高級官員袁豆光在地藏寺建造經幢。幢本身是世俗王者的儀仗之物，經幢又稱寶幢、法幢、天幢，是佛教道場的莊嚴之具。袁豆光為標榜鄯闡府侯的功績以及自己輔佐其的功勞，特立此幢。幢石質為砂石，幢體分為基座、幢身和寶頂三個部分，總高超過6米，七級八面，由5段砂石榫卯連接，通體雕刻佛、菩薩、天龍八部及侍眾等佛教造像共300尊。整座經幢匯集眾神、秩序井然，儼然是一座曼陀羅城，對于大理國國人而言，是一個具有消災祈福、護佑蒼生力量的世界的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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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國（南宋） 地藏寺經幢 昆明市博物館藏

但大理國最終也沒有逃脫蒙古人的征服，蒙古帝國向大理國發動三次戰爭，大理國最終成為元朝屬地，元朝在鄯闡設“昆明千戶所”。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賽典赤正式設立云南行中書省，并把云南省的行政中心從大理遷到昆明，昆明正式成為云南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并改昆明千戶所為昆明縣，隸屬中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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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回回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在元十一年（1274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坐鎮昆明六年，在此期間，賽典赤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建設驛站、開辦學校等，昆明一派欣欣向榮。難怪馬可·波羅行至昆明時感嘆此地“工商甚眾”，為“壯麗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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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降，大量移民進入云南，昆明漢族人口漸漸超過本地世居居民。清朝初年，吳三桂一度在昆明稱王，直到康熙平定“三番之亂”。至清道光年間，這里“山川壯麗，原野膏腴，帶海襟山，兼擅陂池之利，甲于三迤諸郡，足與楚、蜀比肩，宅是南邦”，成為了“足與楚蜀比肩”的“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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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又一年的初夏，我們即將搭乘時光旅行的末班車離開昆明?！笆€荷花魚世界，半城楊柳佛樓臺”，我們翠湖的湖心島留戀徘徊之時，偶爾也看見一些游人于禪院西側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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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遠處傳來僧人們誦經之聲，這聲音漸漸響亮，逐漸匯入金戈鐵馬的鐵蹄聲，匯入銅鼓的磅礴齊鳴，匯入打鐵煉銅的鏗鏘之音……在茫茫歲月的響聲中，翠湖之水匯入滇池，我們也在一片波光中駛離這座神秘而繁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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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杜廣磊 汪天天 蒼民卓

排版 | 劉慧伶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