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開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就持續在社交平臺賬號中發布文章，幾乎保持了每周更新一次的頻率。

文章包括一些游記、感悟及個人愛好的分享，但最主要的部分還是針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和觀點。這些觀點與其2010年至今在公開場合反復表述的經濟主張一致：不應繼續加大基建投資力度，而應將政策重點轉移至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費上。

賀鏗認為，對投資過于倚重的趨勢從1998年就初現端倪，2008年后其負面影響逐漸顯現，最終導致消費占GDP比重長期處于低位。這也是目前中國經濟需求不足的癥結所在。

在賀鏗看來，當下經濟政策的中長期目標應是提高居民收入，這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調整方案。比如，如何推動企業給員工漲工資?！昂芏嗥髽I家害怕提漲工資，但這不能成為回避的理由。應建立一種機制，讓企業在利潤增長時相應提高員工工資?！钡矎娬{，這種機制不是一種行政命令，而是基于企業、員工等各方共識，以法律形式體現的機制。這種機制廣泛存在于各市場經濟體中，是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這些觀點并不是中國經濟領域的主流看法，很多經濟學家建議通過加大投資的方式維持經濟增速。但近年來，經濟政策開始呈現更強調消費與收入分配的跡象，支持賀鏗觀點的人也越來越多——他個人社交媒體的文章閱讀量也不斷攀升。

賀鏗的很多觀點與當時的主流聲音相悖。2012年，他在接受采訪時明確表達了對高房價的不滿和擔憂，一句“副部級官員都買不起房”讓他備受關注和爭議。

對于新基建，他主張“一分為二”看待。2019年在武漢舉辦的一場以5G為主題的大會上，他曾指出5G建設過于超前；他還認為，數字經濟概念雖熱度頗高，但定義尚不清晰，很多企業與行業所謂的數字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數字經濟。

他認為一些行業曲解了“反內卷”的理念，因為頭部企業更易從中獲益。他說，泛泛地“反內卷”容易挫傷競爭活力。政府有能力壓制競爭，可一旦損害了市場競爭活力，再想恢復就難了。

進入行政體系前，賀鏗曾在高校教授經濟計量學和統計學。在退休后，他更傾向將自己定位為一名學者、研究者。

賀鏗說：“我的觀點不敢保證全對，但多數經得起推敲。因為我的言論是經過思考與研究，從不信口妄言?！彼J為，在經濟政策建議方面，有研究、有想法就應該發聲，敢于發聲。否則，要經濟學家干什么呢？

重視失業數據統計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近年來中國宏觀政策思路有哪些變化？

賀鏗：長期以來，我們宏觀調控總是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還伴隨著寬松的貨幣環境。有些年份雖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執行中仍偏向積極，形成了“雙積極”的格局。

這種“積極”政策，重點多放在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和房地產建設上。有些基建項目確實帶來了很好的社會效益，但也引發了許多問題。比如高鐵，世界各國都認可中國高鐵建設的成績，可真正實現盈利的線路并不多。發展經濟要尊重客觀比例關系、要講經濟效益。經濟發展不能總靠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更不能一直靠赤字財政、發債搞建設。

我的基本觀點是：特殊情況下，適度的財政赤字是必要的，但必須控制在合理范圍。同時，不能一味依賴房地產拉動經濟。關鍵要調整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對于房地產及效益不明顯的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不宜再過度投入。資金應該更多向民生領域傾斜。

我覺得，目前中國經濟政策已經在朝這個方向調整。只有逐步完成這種結構性轉變，經濟才能真正好起來。

我去廣州調研時，許多企業家反映，他們并非沒有資金，也不是不愿投資，而是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方向，現在投什么都不賺錢。我們必須解決企業“無處可投資”的困境。

部分經濟學家對加大民生領域投入始終持謹慎態度。即便我們不像美國那樣直接“發錢”，但對確有困難的職工也應該給予救濟。否則，“五險一金”中的失業保險是干什么的呢？

現在，年輕人的就業問題尤其需要拿出切實措施重點解決。我們每年有一千多萬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這是不小的挑戰，必須有相應的對策。

經濟觀察報：關于就業率統計的討論較多，你有何建議？

賀鏗：目前我們主要統計城鎮失業率，但實際上更應該關注的是農村失業問題。大量農民工失業后返回鄉村，不可能在城市坐吃山空，因此失業問題更多體現在農村。這是統計工作需要加強覆蓋的領域。當然，這并非我國獨有現象，很多國家也存在類似問題。

失業率是宏觀經濟決策中非常重要的參考數據，必須做到真實、可靠。我很佩服格林斯潘，他擔任美聯儲主席時，總是緊盯失業率、通脹率等與民生相關的經濟指標，對經濟增長率似乎并不刻意追求。但他成功幫助美國平穩度過了20世紀波濤洶涌的20年——此前經歷了60年代的滯脹、70年代的經濟起伏，直至90年代迎來十年高增長、高出口率，低通脹率、低失業率、低財政赤字的“新經濟時代”，實屬不易。

我多次強調，我們的經濟學家和管理者應該深入研究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政策轉型經驗，探究其如何實現“新經濟”的高質量增長，這一經驗非常值得借鑒。

經濟觀察報：農民工市民化也是這一輪經濟學者討論的一個關鍵問題。

賀鏗：至今，城市的很多福利尚未覆蓋農民工群體，他們甚至在子女入學等方面遭受歧視。這兩三億農民工在統計城市化率時被計入城市人口，卻無法充分享受城市福利。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不公平，城市化率也不敢說很真實。

經濟觀察報：勞動力領域的“劉易斯拐點”是一個重要節點，你認為我們已跨越這一拐點嗎？

賀鏗：沒有跨越。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失去“人口紅利”，至少還有一二十年的窗口期。只有當農業實現現代化，農村再也轉移不出勞動力時，才算真正到達“劉易斯拐點”。目前，中國農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農村人均收入僅為城市的一半，這意味著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動力依然存在，城鎮化進程仍在持續。

經濟觀察報：但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是問題，我國勞動力整體年齡在上升。

賀鏗：我們確實存在一個問題：很多人到了三十五六歲就難以找到工作，這在全球范圍內都屬少見。這個年齡段本應是工作經驗最豐富的時期。此外，不少企業推行明顯違反勞動法的制度，比如“996”工作制，這是不正常的，政府應當干預。

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機制

經濟觀察報：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重視投資、重視基建的經濟思路始于1998年，且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賀鏗：“重建設輕民生”的現象一直存在，過去還有過“先生產后生活”的口號。但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推行確實始于1998年，當時經濟形勢嚴峻，各界認為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當時，政策層對“積極”的程度有所控制，避免過度擴張，對房地產也保持了比較謹慎的態度。

之后，房地產熱潮興起，地方政府的參與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房地產激發了地方領導的積極性，因為一旦房地產產業發展起來，地方財源就會滾滾而來。曾有記者問我如何遏制房地產熱？我回答：“如果把土地出讓金全部收歸中央，地方還會這么熱衷于房地產嗎？”

經濟觀察報：但地方政府可能會說，沒有這筆收入，很多事情就辦不成了。

賀鏗：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量入為出”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指導思想。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沒靠房地產，地方政府的任務很多，不也發展得很好嗎？過日子就該量入為出。我多次建議，應回頭總結歷史經驗。不回顧、不總結，后續工作就難以理清頭緒，拿不出好辦法，就只能回到最擅長的路徑——擴大投資。

經濟觀察報：我們擴大投資的方向有所調整，比如從大型公共設施到市政設施，包括前幾年的新基建，你怎么看待新基建的投資領域？

賀鏗：對新基建要一分為二地看：部分領域確實值得投入。比如特高壓輸電就非常必要，若不建設，“西電東送”就做不成，風光電并網難度也會更大。但有些領域應該謹慎推進，不宜操之過急，比如5G基站建設。當年在武漢的一次大會上，我就對此提出過不同看法。我說，何必如此急于推進5G？投入成本太高了。一個基站動輒上百萬元，最少也要50萬元。中國大、地理環境復雜，要實現全覆蓋花費巨大?，F在物聯網還沒有建成，生產領域對5G需求并不迫切，還需要持續觀察，要把錢用在刀刃上。

經濟觀察報：你在文章中提到，這種偏重投資的經濟思路實際上擠壓了居民收入，進而影響了消費提升，比如2008年后我國最終消費率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

賀鏗：GDP核算有兩種方法：支出法和生產法。我們目前以生產法為主，同時也采用支出法核算。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就是通過支出法得出的。這一數據本質上反映了所創造的社會財富中，有多少用于資本形成，多少用于最終消費支出——包括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盡管大家感覺政府開支較大，但實際上我國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變化不大，這些年一直維持在15%至20%，與其他國家相差不大。最終消費中下降最明顯的是居民消費，其占比從常規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這是長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結果。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政府投資多了，居民收入增長就變慢？

賀鏗：一年生產的財富——GDP，就像一塊月餅，這邊分多了，那邊就少了。錢大量投向基本建設，政府又要維持一定支出規模，居民得到的當然就少了。居民所得減少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緩慢，二是本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保障支出不足。這導致我國最終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個百分點。

經濟觀察報：經濟形勢好時漲工資沒問題，但經濟下行時，很多企業漲工資的難度會增大。

賀鏗：很多企業家確實害怕提漲工資，但這不能成為回避問題的借口。應建立一種機制，讓企業在利潤增長時相應提高員工工資，且需要通過立法手段實現。我在第十屆人大期間曾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出口退稅只退還生產環節已征收的消費稅，不搞籠統的“出口退稅”；二是建立最低工資制度。這兩項都得到了解決。中國最低工資制度通過試點逐漸推廣，目前已覆蓋全國。但是，該制度雖已經落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卻有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最低工資標準設定偏低；二是各地執行不力，缺乏強制性。應當制定更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并嚴格執行。

經濟觀察報：如果自上而下推動加薪，國有企業可能更容易執行，這是否會進一步擴大國企和非國企員工的收入差距？

賀鏗：工資法規應覆蓋所有企業，內容還應包括調節不合理的行業收入差距。漲工資的重點應放在低收入企業與部門。國有企業的工資水平其實不算低，只需要進一步推進薪資體制改革。

工資增長機制與所有制關系不大。很多國家基本沒有國有企業，但同樣會推進收入分配機制建設。這并非行政命令式的漲薪，而是通過這種機制約束各方，共同推動薪資水平提升。其中，立法是根本，工會等機構的依法參與也很重要。

經濟觀察報：談到提振投資時，我們有很多具體方法，但提及增收，往往只有概念性、原則性的建議，缺乏具體措施。

賀鏗：基本方法我剛才已經提到，一是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機制，逐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這是主要途徑；二是加強社會保障，讓所有人減少后顧之憂；三是想辦法減少居民負擔，比如解決教育費用高昂問題。不要求短期內徹底解決，但要有長遠思路，逐步推進。當然，少數人愿意為子女教育投入巨資的社會現象，只能慢慢引導。調整收入分配會觸及既得利益，要防止保護不合理的既得利益。

經濟觀察報：現在年輕人非常關注收入分配問題。

賀鏗：他們確實很關心這個問題，而且很多人很有思想，不是盲目沖動。收入分配問題需要逐步解決，不可能靠一兩個文件或一兩年時間就徹底解決。但必須持續努力，且要抓緊抓實。

經濟觀察報：目前企業利潤普遍較薄，若強行加薪，會不會導致一批企業退出市場？

賀鏗：企業肯定會有反對聲音，任何時候要求企業增加工資支出，他們都會有意見。關鍵在于建立一個合理的制度框架，即前文提到的“工資與利潤協同增長”機制。企業有意見可以提出來討論，讓各方充分表達訴求，在凝聚共識的基礎上構建框架。有了制度框架，就好辦了。

經濟觀察報：所以前提是充分討論、集思廣益，取得共識。

賀鏗：對，這很重要。

經濟觀察報：宏觀調控往往針對短期問題，比如經濟下行時推出積極財政或促消費政策，但你關注的更多是中長期制度安排與政策取向。

賀鏗：短期政策應服務于中長期目標，最終要解決長期問題。很多經濟學研究者缺乏這種系統性考慮。例如，一提經濟增長就想到“三駕馬車”，但實際上居民消費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于發展生產的核心目的。

經濟觀察報：“三駕馬車”確實是一個常見的分析框架，比如消費疲軟就用投資彌補，消費和投資都不行就寄希望于出口拉動。

賀鏗：這就是短期行為。經濟政策應關注真正重要的長期目標。

經濟觀察報：當前經濟領域的政府工作中有兩個關鍵詞：“反內卷”和企業賬期問題，你怎么看？

賀鏗：企業賬期延長的問題以前就存在，根源往往在于政府拖欠款項。20世紀90年代“三角債”問題嚴重，其中政府欠企業的債務占比很高。政府為何欠債？因為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沒有遵循“量入為出”原則。企業在當地經營，不得不承接政府項目，但政府又無力支付款項。這不是一天形成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反內卷”是今年重要的政策方向，幾乎各行各業都在推進，你如何看待？

賀鏗：我認為很多行業誤解了“反內卷”政策，“反內卷”不宜大張旗鼓地推行。在我看來，所謂“內卷”本質上是競爭。競爭本身不應被反對，除非是不合理競爭，比如憑借資本雄厚或利用與“領導”的關系打壓對手、搞垮企業，這種行為才需要政府干預。泛泛地“反內卷”容易挫傷競爭活力。壓制競爭容易，政府也有此能力。但若誤傷正當競爭，想再恢復市場活力就難了?！胺磧染怼蓖艿叫袠I頭部企業歡迎，甚至有些企業家借此提出政策建議，因為這些企業能從中獲利。但經濟政策不能被少數行業或大企業“帶節奏”，不能讓其將自身利益植入政策建議中。

經濟觀察報：長期以來，不少經濟學研究者聚焦于擴大產能、增加投資，強調效率優先、做大蛋糕，較少談及分配問題，近年來才開始出現了這方面的觀點，原因是什么？

賀鏗：越來越多人看到了過去發展邏輯帶來的后果，逐漸認識到問題所在。人的認知并非一蹴而就。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說，在經濟政策建議方面，關鍵是要讓有胸懷、有思想、有擔當的人敢于發聲。我常舉出口退稅的例子，我曾對出口退稅的目標提出異議，相關部門負責人明確反對，但我仍堅持觀點。我并不反對出口退稅稅率，核心訴求是明確出口退稅的指導思想——不是為了多出口或鼓勵外貿，而是為了防止重復征稅。許多稅已在生產環節征收過，出口退稅是為了避免貿易過程中重復課稅。按照這一原則，應該做到多征多退、少征少退、未重復征稅則不退。起初很多人不同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部分地方財政壓力加大，支持這一觀點的人逐漸增多。因此，不能認為多數人一時的看法就是主流、就是真理。

經濟觀察報：你與主流分歧比較大的地方，可能在房地產領域。2012年接受采訪時你曾表示，連北京的副部級官員都買不起房，房價不應如此之高。

賀鏗：房子本質是供人居住的，國際上通常用房價收入比判斷房價高低：例如一個三口之家，夫妻兩人工作，年收入10萬元，若能在四至六年內靠收入買下一套宜居住房，房價即為合理。按這個標準，我當時問記者：“你買得起嗎？連你都買不起，我連一個廁所都買不起。像你這樣的記者、我這樣的副部級官員都買不起房，這樣的房價合理嗎？”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

賀鏗：每年5%的增長率已經不低。按照我們的經濟體量，5%的增速在全球各國中都是一個很亮眼的增速。但為什么在這個增速下，就業與民生等微觀感受存在“溫差”，這值得深入分析。我認為，不著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我們的經濟就比較難健康發展。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預估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態勢？

賀鏗：我的判斷是，只要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明確，著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我們有望在三至五年內恢復健康發展。

經濟觀察報：這些年，你的很多觀點都與主流的觀點不太一致。

賀鏗：我不知道什么是“主流觀點”，也不知道誰是“主流經濟學家”。我說話比較直接，不敢保證全對。但多數觀點還是經得起推敲的。為什么？因為我不會把個人的利益“嫁接”到言論中，我的觀點也不想取悅任何人。每個觀點背后，都有我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不會信口開河。我最近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改革發展縱論》前言里寫過一句話——“恥于說假話，羞于說奉承話”，這句話就是我做人和說話的原則。

（作者 宋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