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永偉

北京時間10月13日下午，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今年的獎項頒給了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研究。其中，莫基爾因“闡明技術進步推動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獲得一半獎金；阿吉翁和霍伊特則因“提出以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過程推動的持續增長理論”而分享了另一半獎金。

雖然三位學者的研究路數不盡相同——莫基爾側重于用歷史學的方法記錄早期增長的事實，而阿吉翁和霍伊特則更傾向于用經濟模型刻畫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但他們三人的工作共同勾勒出一條從思想啟蒙到創新機制的清晰邏輯線索，揭示了經濟學中“增長”這一古老命題的本質：知識是火種，創新是烈焰，毀滅是灰燼，而增長，是無數次毀滅灰燼之上的生生不息。

一、莫基爾：知識點燃現代增長

（一）莫基爾其人

1946年，莫基爾（Joel Mokyr）出生在荷蘭萊頓的一個猶太家庭，其父親是一名公務員，母親則是大屠殺的幸存者。他一歲那年，父親因癌癥早逝，母親便帶著年幼的他回到了以色列海法。當時，以色列尚未建國，只是一塊處于英國托管下的貧瘠之地。不過，受歷史傳統的影響，當地文化對教育和求知極為重視。在后來的一次訪談中，莫基爾曾回憶道：“我童年的最大印象，是圖書館比市場更熱鬧?！被蛟S正是在那樣的環境中，他早早感受到知識的莊嚴與溫暖——知識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方式。

本科期間，莫基爾就讀于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并于1968年在該校獲得經濟學和歷史學學士學位。隨后，他遠赴美國，進入耶魯大學深造，在著名經濟學家威廉·N·帕克、洛依德·雷諾茲以及華裔經濟學家費景漢的指導下學習。在耶魯期間，他受到諾思（Douglas North）等制度經濟史學者的影響，認為增長問題不能僅從統計數據理解，而要追問制度與文化的背景。但與一般的制度經濟學家不同，他并不滿足于制度解釋的單線性邏輯。他注意到，即使制度相似，不同地區的增長路徑也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同為歐洲國家，英格蘭與意大利的工業化速度差距極大；同樣是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與威尼斯的命運卻背道而馳。由此他意識到，除了制度之外，文化等影響知識傳播的因素，在解釋增長的過程中也扮演著關鍵角色。這個發現，成為了他后來一系列研究的基礎。

1974年，莫基爾完成博士論文《1800—1850年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增長和停滯》，并順利取得博士學位。隨后，他開始在西北大學任教，至今仍在該校工作。目前，他是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斯托爾茨文理講席教授（Robert H. Strotz Professor of Arts and Sciences）。在數十年的執教生涯中，他曾指導過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除教職外，莫基爾還曾擔任經濟史領域頂級刊物《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主編和經濟史協會主席，并擔任《牛津經濟史百科全書》（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主編。

（二）現代增長起源之謎

作為經濟史研究者，莫基爾關注的主題是現代增長的起源問題。

雖然在今天的人看來，經濟增長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但事實上，真正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完全是一個現代才有的現象。根據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研究，在18世紀之前，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基本都處于“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之中，其人均GDP和生活質量在千年之間幾乎沒有太大變化。換言之，如果讓一個漢朝人穿越到明朝，或者讓一個“三十年戰爭”時期的歐洲人穿越回古羅馬，他們都不會覺得生活水平有明顯的差別。

然而，從18世紀開始，西歐率先掙脫了“馬爾薩斯陷阱”，成功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人均GDP和生活質量都迅速提升。與此同時，中國、印度等東方古國卻依然陷于增長的停滯之中。這個現象，正是加州學派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稱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為什么西歐會率先走上現代經濟增長之路，而東方國家卻未能做到？關于這一問題，在莫基爾之前已有眾多學者提出各自的解釋。例如，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傾向于從生產要素成本的角度加以說明，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則更強調產權保護的作用，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學者認為，貿易的擴大是促成西歐率先崛起的關鍵推力。

在莫基爾看來，雖然這些解釋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現代增長的起源作出了貢獻，但它們都不夠完備：首先，現代增長并未局限于某一兩個國家，而是迅速擴展至整個西歐?，F有理論或許可以解釋英國或荷蘭為何在發展中取得先機，卻無法說明為何西歐整體能夠共享高速發展。其次，在18世紀以前，部分地區的快速發展可以由制度因素解釋；但18世紀以后，增長速度對制度因素的依賴似乎減弱，而這一變化是現有理論難以解釋的。最后，與前現代增長相比，現代增長具有更強的穩健性。戰爭、自然災害等外生沖擊會對前現代經濟產生深遠干擾，而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影響則相對較小。這一特征，同樣難以通過傳統理論充分解釋。

基于上述問題，莫基爾認為，只有從新的角度入手，才能真正揭示現代增長的根源。他提出的這個新視角，便是“知識”。在他看來，技術進步的真正動力來自于知識的積累與傳播，而非單純的經濟激勵。相比之下，經濟制度與市場只是“放大器”，而非“起點”。

（三）有用知識與現代增長

莫基爾將知識分為兩類：一類是“理論知識”（Epistemic knowledge），另一類是“實踐知識”（Techne）。前者指對自然規律的系統理解，多由專業科學工作者所掌握；后者則是可用于生產和改良的實用技能，主要源于勞動者在實踐中的經驗總結。

在前現代社會，這兩類知識彼此分離?？茖W家（當時多以哲學家的身份出現）通常不直接參與生產，勞動者也無暇理解科學家的思想。但進入現代之后，這兩類知識開始緊密融合，并在生產實踐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莫基爾認為，只有當這兩種知識能夠被充分創造、積累、傳播并相互結合時，工業革命與現代增長才得以啟動。歐洲之所以能夠率先實現現代增長，關鍵在于其特殊的政治與文化條件更有利于“有用知識”的創造、積累與傳播。

莫基爾指出，當時的歐洲由多個相互競爭的國家組成。在這種政治格局下，企業家、創新者、思想家或異端學者若在一國遭受壓制，往往可以輕易逃往鄰國，從而確保知識創造和積累的延續性。而政治分裂之外，歐洲在“思想市場”（Market of Ideas）上卻高度一體化：知識分子普遍使用拉丁語這一通用語言，以古典文明為共同知識基礎，并通過跨國學術共同體——“書信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進行交流。這種結構使得新知識得以迅速傳播，尤其在印刷術普及之后，知識更以幾何級數擴散，并與生產實踐深度結合。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才有機會率先開啟現代增長的大門。

（四）啟蒙運動的遺產

那么，18世紀歐洲人信奉知識、信奉進步的文化又是如何產生的呢？莫基爾認為，這主要源于17世紀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雖然歷史研究者在考察經濟發展問題時也常常提及啟蒙運動的作用，但他們通常將關注點集中于其對制度因素（如產權保護等問題）的影響，而忽略了對知識因素的影響。

事實上，在啟蒙運動中，以弗蘭西斯·培根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始強調認識自然規律對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性，并提倡用實驗的方法探尋各種規律。他們的這一觀點被稱為“培根計劃”（Baconian Program）。在莫基爾看來，培根計劃的提出對強化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起到了關鍵作用：一方面，它激勵了人們投身于科學研究，極大增加了知識的數量；另一方面，它顯著提升了知識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使得既有知識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在這兩個方面中，莫基爾特別強調了后一點——即培根計劃對知識可及性的增強作用。在論文中，他提出了知識可及性得以強化的幾個原因：

其一，從技術層面看，培根計劃促使更多知識以更統一的術語被記錄，并催生了學術雜志等知識傳播的媒介，這些都大幅降低了獲取知識的成本。

其二，培根計劃重塑了社會文化，改變了人們對知識的態度。人們開始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科學發現，并鼓勵同行學習和掌握相關知識。

其三，培根計劃也推動了有利于知識傳播的制度建設。大學、學術會議等機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良好發展。

其四，它還催生了社會對知識的真實需求。人們開始更加尊重知識，愿意為獲取知識而付出代價。這些因素共同激發了知識的創造與傳播。

為了論證上述觀點，莫基爾曾統計《啟蒙運動百科全書》中關于各國描述的總行數，并用該數值除以該國人口數，由此構造出一個“啟蒙運動指數”（Enlightenment Index）。在具體統計描述行數時，他采用了兩種方法：第一種僅計算提到該國的總行數；第二種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入了提及該國具體地區的行數。因此，他得出了兩個版本的“啟蒙運動指數”。不過，在數值上，這兩個版本結果基本一致。

通過對各國啟蒙運動指數的比較，莫基爾發現，英格蘭、蘇格蘭、荷蘭等地區的指數顯著高于傳統上被認為是啟蒙運動中心的法國。而這種地理分布，恰與歐洲各國經濟起飛的順序高度吻合。

當然，“啟蒙運動指數”等指標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性。因此，在一系列著作中，莫基爾也探討了其他可能代表知識啟蒙的因素，例如學術期刊的創辦、科學團體的活躍程度等，并考察了它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研究結論與“啟蒙運動指數”的結果基本一致，由此進一步論證了知識啟蒙在推動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性。

二、阿吉翁和霍伊特：增長的“創造性毀滅”過程

（一）富二代和老伙計

在經濟學家當中，阿吉翁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1956年，他出生于法國巴黎，其父親雷蒙德·阿吉翁（Raymond Aghion）是一位左翼政治活動家，母親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則是法國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創始人，被譽為“巴黎左岸時尚的靈魂”。不過，阿吉翁并沒有選擇子承父業投身政治，也沒有繼承母親的生意成為一名時尚人士，而是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志業。

1987年，阿吉翁從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的導師包括2007年諾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一般均衡理論專家安德魯·馬斯克萊爾（Andrew Mas-Colell），以及微觀理論學者杰里·格林（Jerry Green）。畢業后，他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助理教授。兩年后，他回到法國，出任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究員。此后，他輾轉歐洲多地，先后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倫敦大學學院等機構任職。2000年，他重返母校哈佛大學任教。2015年，應法國總統奧朗德邀請，他回國擔任經濟顧問（也有傳言稱是為繼承剛剛去世的母親的家業）。同年，他出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至今仍在任。

或許是繼承了父親的政治基因，阿吉翁在理論研究之外，也非常熱衷于為各國發展建言獻策。早在1994年，他就曾來華，參加在京倫飯店舉辦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為中國企業改革提出了許多有益建議。2017年，他與合作者撰寫的關于中國產業政策問題的論文，還獲得了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獎。

與阿吉翁相比，霍伊特的身世并不顯赫，經歷也相對簡單。1946年，他出生于加拿大，1968年在麥吉爾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次年在西安大略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后赴美國西北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從1972年至1996年，他在西安大略大學任教，并在此期間曾在魁北克拉瓦爾大學、法國巴黎和圖盧茲大學、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擔任訪問學者。1996年，霍伊特轉至俄亥俄州立大學，2000年加入布朗大學，直至2021年退休。

坊間傳說，阿吉翁和霍伊特初次相遇是在一場學術研討會上。當時，年輕氣盛的阿吉翁滔滔不絕地表達了自己對當時主流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模型的不滿，霍伊特對此并不認同，于是兩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直到會議結束，兩人仍意猶未盡，便一同前往咖啡館繼續討論，直到晚上才被清潔工請出門。那一天，理論的火花點燃了一段長期合作的緣分。

這兩位學者中，“富二代”阿吉翁性格外向、奔放，富有激情，而年長的霍伊特則性情溫和、一絲不茍，是出了名的“老伙計”。但奇妙的是，這兩位性格迥異的學者卻開展了長達數十年的持續合作，并形成了高度互補的搭檔關系。在合作中，阿吉翁善于快速構思，霍伊特則負責將想法寫成方程。兩人的合作就如同爵士樂的創作——阿吉翁吹奏旋律，霍伊特配上節奏。

據說，在他們合寫論文的早期年代，通信主要依賴傳真。阿吉翁常在深夜傳真數頁修改稿，霍伊特則在清晨回傳新版本。最終的論文稿頁邊布滿手寫的注釋與反駁。有他們的同事打趣道，那些傳真比論文模型本身更能體現“創造性毀滅”的精神——每一次推理的進步，都是對前一版本的徹底推翻。

（二）增長動力的“黑箱”

眾所周知，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增長一直是經濟學界關心的核心問題之一。歷史上，許多經濟學家都曾嘗試對現代增長是如何發生的進行理論刻畫，但大多未能成功。這一切直到1956年索洛發表其開創性論文《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后才發生了改變。

在這篇論文中，索洛用一個極為簡潔的模型呈現了經濟增長這一宏大主題：經濟體可以通過儲蓄部分產出來實現資本積累。這些積累的資本有兩個用途——既可以用于資本的“廣化”，即為新增人口提供資本，也可以用于資本的“深化”，即提高人均資本存量。由于資本的邊際產出遞減，隨著資本不斷積累，經濟最終將運行至一個均衡狀態：資本的深化趨于零，新增儲蓄全部用于廣化資本。在這一均衡中，人均資本和人均產出維持穩定，經濟體中人們的生活水平不再上升，整體產出由人均產出與人口數量共同決定。

那么，什么決定了均衡的人均資本存量與人均產出呢？在索洛模型中，這一結果取決于幾個關鍵因素：人口增長率、儲蓄率與技術水平。人口增長率越高，資本就越需要用于廣化，從而壓低均衡資本存量；儲蓄率越高，則積累更多資本，提升均衡資本水平；更高的技術水平意味著以相同資本投入可獲得更多產出，從而產生更多積累，也推動均衡資本水平上升。

根據索洛模型的預言，一旦人口增長率、儲蓄率與技術水平這三個變量確定，不論經濟體的初始狀態如何，其人均資本水平和人均產出最終都會向均衡水平收斂。由于經驗上看，人口增長率與儲蓄率在較長時期內相對穩定，因此最終決定經濟體發展水平的變量就只剩下一個——技術。

索洛模型雖然簡單，卻精準地揭示了增長問題的關鍵——技術。許多后續的實證研究也驗證了：技術差異是解釋現代各國增長差異的最主要因素。然而，作為一個模型，它存在一個核心缺陷：既然技術決定增長，那么技術本身又由什么決定？很顯然，如果不打開“技術”這個黑箱，就無法真正解釋經濟增長的過程。

在索洛之后，許多學者嘗試彌補其模型的這一不足，并發展出一系列重要理論。在經濟學中，這類試圖打開“技術”黑箱、追問增長根本來源的理論被統稱為“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根據對技術進步機制理解的不同，內生增長理論可分為三大流派：第一是以羅默（Paul Romer）與盧卡斯（Robert Lucas）為代表的學派，強調知識的內生創造；第二是以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為代表，突出技術傳播、技術互補與市場規模對技術進步的影響；第三個流派，則是以阿吉翁和霍伊特為代表，建立在“創造性毀滅”基礎上的理論分析。

（三）創造性毀滅的力量

如果從思想史角度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模型其實并非全然原創，其理論內核可追溯至20世紀初的天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作為與凱恩斯并肩的理論巨擘，熊彼特為經濟學貢獻了眾多寶貴思想，尤其是他關于企業家精神與經濟發展的論述，至今仍被反復引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這一理論充滿洞見，為后來的經濟學研究提供了豐富靈感。然而，由于熊彼特的思想過于精深、不易形式化建模，長期以來它處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雖被反復提及，卻鮮有主流宏觀經濟學者嚴肅采用。

直到1992年，阿吉翁與霍伊特共同發表了《基于創造性毀滅的增長》（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一文，建立起“熊彼特增長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熊彼特的思想才開始在現代增長理論中真正煥發新生。

在這篇奠基性論文中，技術被形式化為經濟生產中最關鍵的中間投入品，產品生產依賴于這些技術。企業一旦掌握生產技術，便擁有市場力量，獲取壟斷利潤。在這個模型中，技術進步通過新技術對舊技術的替代實現，而獲取新技術的唯一方式是進行研發（R&D）投入。研發被設定為一個帶有隨機性的過程，其成功與否并不確定。一旦研發成功，新的、更優技術就會出現，舊技術隨之被淘汰。

通過這一刻畫，索洛模型中缺失的“技術更新”過程得以補充與解釋。

在這種“創造性毀滅”框架下，技術變遷帶來雙重效應：一方面，更新技術提升了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使發展更為可持續；另一方面，舊技術被淘汰會對掌握舊技術的企業及相關利益集團帶來沖擊。社會整體福利的變化，取決于這兩種效應的相對強度。

顯而易見，相較于同為內生增長理論的羅默模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理論具備更強的解釋力：首先，模型引入了研發的隨機性，使其具備一定程度上解釋經濟周期的能力；其次，由于同時納入新舊技術的博弈，它更適合分析技術變遷背后的利益沖突與博弈結構，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吉翁與霍伊特的理論不僅具有高度理論性，也具有現實的政策指導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創造性毀滅”模型最初是作為增長理論提出的，但兩位作者在后續研究中不斷擴展這一框架，使其逐漸演化為一整套完整的“熊彼特范式”。在這一理論體系中，增長被視為創造與毀滅的動態平衡，而這一邏輯也可用于解釋現實中的眾多經濟現象。幾年前，阿吉翁出版專著《創造性破壞的力量》，系統闡述“熊彼特范式”的核心思想，并運用該框架分析諸多現實經濟問題。

在接下來的兩節中，我們將展示他們如何用“熊彼特范式”分析現實中的經濟現象。

（四）競爭與創新的平衡

競爭究竟會如何影響創新？這是經濟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傳統上，學者們提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競爭與創新呈正相關關系——競爭越激烈，創新越活躍。這一觀點可追溯至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因此常被稱為“阿羅效應”（Arrow Effect）。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競爭與創新之間存在負相關。理由也很直觀：創新需要持續投入大量資源，只有掌握壟斷地位、利潤豐厚的企業，才具備長期投入創新的能力。這一立場源于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論述，被稱為“熊彼特假說”（Schumpeter Hypothesis）。

那么，究竟哪一種觀點更接近現實？在阿吉翁看來，這兩種看法都只是揭示了部分真相。按照“熊彼特范式”，競爭對創新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F實中，市場上的企業在技術層次上存在明顯差距——有的接近技術前沿，有的則遠離前沿。對于前沿企業而言，競爭加劇意味著其領先地位面臨威脅，因而會激發更強的創新沖動；而對那些技術落后的企業來說，激烈的競爭則可能擠壓其生存空間，導致預期回報下降，從而選擇“放棄努力”，不再進行研發投入。

阿吉翁將這種分化效應形象地稱為“激勵效應”與“打擊效應”。這種邏輯可以用一個課堂比喻來說明：當一個班級來了幾位特別優秀的新同學，原本成績好的學生會被激勵得更加用功，希望維持領先；而成績差的學生則可能因“望塵莫及”而選擇躺平。

阿吉翁進一步指出，這兩種效應在不同競爭強度下的相對權重是變化的。如果一個行業的競爭程度原本較低，說明市場主要由上一輪“創造性毀滅”中勝出的少數企業主導，它們擁有豐厚利潤。此時，競爭的加劇會促使這些企業為了維持利潤而加大研發投入，帶來更多創新——此時“激勵效應”占主導。而當市場競爭已然激烈、企業利潤空間本就微薄時，進一步提升競爭強度只會打擊企業創新的意愿，“打擊效應”便占上風。

綜合來看，阿吉翁認為，競爭與創新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關系：當競爭程度在某一臨界點之前上升時，有助于激發創新；但一旦超過該閾值，創新反而受到抑制。

這一觀點為我們重新審視現實中的經濟政策提供了新的啟發。例如，在產業政策領域，過去幾年我國曾就“是否需要產業政策”展開一場激烈論戰，爭論雙方陷入了“要不要”的二元對立。但從“熊彼特增長范式”的視角來看，真正重要的問題并非“要不要”，而是“怎么要”。

如果產業政策采取的是傳統的“獎勵贏家”模式，其結果往往是強化市場集中度，削弱中小企業的創新動力。這就像只給班上的尖子生補課，最終只會讓少數人變得更優秀，而大多數學生失去奮斗的方向。相反，若產業政策采取“橫向的、普惠的”方式，幫助后進企業提升能力、縮小與領先者之間的差距，市場整體的創新活力反而會增強。

換言之，產業政策的關鍵并不在于是“獎優”還是“扶弱”，而在于能否根據現實條件，合理設計出最有效的競爭結構。

（五）碳中和應當如何推進

當下，“碳達峰”和“碳中和”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話題。圍繞實現“雙碳”目標，存在兩種主要路徑：一種是漸進式方案，即先從高污染能源（如煤炭、石油）過渡到污染較輕的中間能源（如天然氣），再逐步向清潔能源轉型；另一種則是激進式方案，主張直接跳過中間階段，一步到位推進新能源替代。

表面上看，前一種方案似乎更穩妥、阻力更小，也更符合傳統“漸進式改革”的邏輯。然而，阿吉翁從“熊彼特范式”出發，認為這種“穩妥”未必意味著“高效”。他指出，任何重大的技術轉型都伴隨著“創造性毀滅”——新技術的興起必然意味著舊體系的瓦解，而這種破壞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往往被低估。

以能源結構調整為例，每一次能源替代都伴隨著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天然氣取代石油成為主要能源，大量石油工人可能面臨失業，同時天然氣產業則會創造新的崗位需求。如果改革按階段進行，這種利益重組將發生多次，每一輪都意味著制度摩擦、社會成本與政治博弈的累積。而如果能源結構能夠一次性完成從傳統能源向新能源的躍遷，盡管短期沖擊更大，但整體調整成本反而可能更低。

更關鍵的是，漸進式改革容易形成“中間利益集團”的路徑依賴。例如，天然氣若成為主導能源，其相關行業可能形成新的利益聯盟，反過來阻礙后續的清潔能源轉型。阿吉翁正是對這種“中途鎖定效應”發出警示：越是分階段改革，越容易被階段性利益結構所綁架，最終導致真正的技術躍遷被擱置。

客觀而言，阿吉翁的建議帶有一定的激進色彩，也存在不少現實操作上的難度。畢竟，能源體系重構關乎數億人的生計，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的分析確實帶來了一個重要啟示：在“碳中和”的推進過程中，我們不應僅關注轉型路徑的穩健性，更應重視整體效率與長期動力。很多時候，最具風險的選擇，或許才是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改革方案。

結語：增長并非理所當然，理應悉心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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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回望經濟學的兩百年歷史，“增長”似乎一直是那個永恒的中心詞。從斯密的“分工”，到索洛的“技術”，再到莫基爾、阿吉翁與霍伊特的“知識—創新—毀滅”三部曲，增長理論不斷演化，像一條隱形的線索，將人類的思想與制度串聯在一起。然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條曲線向上還是向下，而是我們能否理解這條曲線背后的深層含義：增長究竟意味著什么？

過去，我們常將增長等同于財富的增加、產出的擴張或GDP的攀升。但三位學者的工作讓我們看到，增長的更深層含義是文明的學習能力——一個社會是否能夠持續積累知識、鼓勵創新，并在毀滅中重建秩序。莫基爾告訴我們，增長始于思想的開放；阿吉翁提醒我們，增長依賴創新中的競爭；霍伊特則指出，增長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社會具備在毀滅中學習的能力。這些教誨看似平實，卻蘊含著深刻的智慧。

當下，我們似乎正處在一個“最好的時代”：AI、機器人等新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人類仿佛即將跨過增長的“奇點”，邁入一個增速無限、技術主導的新時代。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似乎正處在一個“最壞的時代”：民粹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使各國重新背棄開放，回到以鄰為壑的路徑。對增長至關重要的技術傳播與市場規模效應，正面臨被撕裂的風險，許多國家的現實經濟也正在重新陷入停滯。

此外，增長本身的陰影也在不斷顯現——伴隨GDP的走高，收入分配惡化、生態環境破壞、社會撕裂等問題愈發突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溫莫基爾、阿吉翁與霍伊特的理論成果，便顯得格外富有現實意義。

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在頒獎詞中說道：“經濟增長并非理所當然。我們必須維護支撐創造性破壞的機制，以免陷入停滯?！蔽蚁?，在享受現代增長所帶來的諸多便利時，我們非常有必要記住這句警示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