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場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強硬的政綱競選并贏得選舉，美國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國的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當選則是晚近的事。不過，在這些例子里，自由市場十字軍面對大眾壓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進的計劃，接受漸進的改變而舍棄全面轉型。從根本上來說，雖然弗里德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夠部分實施，但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經濟休克療法若要徹底實行——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羅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國——通常需要額外施加某種重大集體創傷，以便暫時停止或完全阻擋民主運作。這種意識形態十字軍出現在南美的獨裁政權統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領土譬如俄羅斯。它一直與冷酷的領導階層相處最融洽，而且創造出最多利潤。 

休克療法班師回朝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學派運動從70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許多領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產國一直未獲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確實跨出第一步，但美國仍然保有福利體系、社會安全計劃，以及父母堅決不肯放棄的公立學校。以弗里德曼的話來說，美國仍然“非理性地依附著社會主義體制”。

共和黨1995年掌控國會時，歸化美國的加拿大人、日后為小布什（George W. Bush）撰寫講稿的弗魯姆（David Frum），與一群所謂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國應進行休克療法式的經濟革命?！拔蚁胛覀儜撨@么做。與其漸進地削減——這里一點、那里一點——我主張從今年夏季的某一天開始，我們一口氣取消三百個計劃，每個價值十億美元或更少。也許這種削減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但它的意義可大了。而且你馬上可以辦到?！?/P>

弗魯姆當時無緣體驗這種本土休克療法，主要是因為沒有國內危機事先鋪好路。但2001年的情況大不相同。9·11攻擊發生時，白宮已擠滿弗里德曼的門徒，包括他的好友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布什團隊以驚人的速度，掌握集體眩暈的大好機會——并非布什政府陰謀策劃了危機（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而是因為政府要員都是拉丁美洲和東歐災難資本主義實驗的老手。他們同屬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渴盼危機有如農民久旱祈甘霖，或者像基督教錫安主義末日派教徒期待開悟。當等候已久的危機降臨時，他們馬上就知道機會終于到來了。

三十年多來，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隨者有系統地利用其他國家的休克時機——類似9·11的外國事件，最早從皮諾切特1973年9月11日的政變開始。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是，一個在美國大學孕育并由華盛頓的機構強化的意識形態，終于有機會回到故鄉。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擊事件激發的恐懼，不但發動“反恐戰爭”，而且把它變成純粹的營利事業，讓這個新產業為漸露疲態的美國經濟注入新活力。這個新產業可以稱為“災難資本主義體系”（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觸角比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任期結束時所警告的軍產體系還廣：這是一場私人企業發動的全球戰爭，戰役是由公帑來支應，永不停息的任務則是保護美國家園永遠屹立不搖，以及消滅外國的一切“邪惡”。在短短幾年內，這個體系已不斷擴展它的市場觸角，從打擊恐怖主義到國際維和、都市政策，到因應日益頻繁的自然災害等。位居這個體系核心的企業財團，其終極目標是把在特殊環境下快速發展的營利政府模式，帶進承平時期和日常的運作中——換句話說，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為了發動這個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布什政府未經公共辯論，就把許多最敏感與核心的政府機能外包給私人公司——從提供醫療給士兵、偵訊囚犯，到搜集大眾的信息，并進行“數據采礦”（data mining）。在這場永不停止的戰爭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樣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財力雄厚的創業資本家，不但提供創立體系的種子基金，而且變成其新服務的最大顧客。這里只舉出三個顯示這種轉變規模之大的統計數字：在2003年，美國政府授予3512項合約給私人公司，以執行安全機能；到2006年8月為止的22個月期間，國土安全部授予的這類合約已超過11.5萬項。全球“國土安全業”在2001年以前還是個小產業——現在年值已達2000億美元。在2006年，美國政府用于國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個家庭要分攤54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