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斯（Mike Battles）說得好：“對我們來說，恐懼和混亂提供了大好機會?！边@位34歲的前中央情報局（CIA）情報員說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亂幫助他原本沒有名氣且毫無經驗的私人安全公司卡斯特·巴托斯（Custer Battles），從聯邦政府弄到約一億美元的合約。他的話也可以用作當代資本主義的口號——恐懼和混亂是每一次新躍進的觸媒。

當我對大獲利與大災難間的關聯展開研究時，我想我正在目睹遍布全球的推動“自由”市場的方式的根本轉變。反企業勢力擴張運動在1999年的西雅圖首次登上國際舞臺。作為這一運動的參與者，我已經習慣于看到類似的親商政策透過脅迫式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高峰會，或以IMF貸款附帶條件強加實施。這類做法有三個如同注冊商標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寬管制，以及大幅度削減社會支出。這三項要求通常極不受社會大眾歡迎，但這些協議在簽訂的時候，至少經過各國政府之間的協商同意，也有所謂專家的共識。但現在這些意識形態計劃，卻透過最惡劣的手段強行實施：在入侵后的外國軍事占領下，或緊接在一場大自然災害。9·11恐怖攻擊似乎提供了華盛頓特權，不必征詢其他國家是否喜歡美國式的“自由貿易與民主”，就可以借震懾的武力強加于他國。

不過，當我愈深入發掘這種市場模式席卷全球的歷史，就愈發現利用危機與災難從一開始就是弗里德曼運動的操作手法——這種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形式向來就需要災難來達成。這在規模愈來愈大和愈嚴重的災難中明顯可見，但在伊拉克和新奧爾良發生的情況并非9·11之后的新發明。相反，這些利用危機的大膽實驗，是過去三十年嚴格遵從休克主義的極致表現。

透過這套主義的透鏡觀看，過去三十五年看起來大不相同。一些最惡名昭彰的侵犯人權事件，以及過去被視為反民主政權施行的虐待行為，實際上卻是深思熟慮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嚇大眾，或為采取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預做準備。在70年代的阿根廷軍事政權下，有三萬名以左派活動分子為主的人“失蹤”，這與該國實施芝加哥學派政策密切相關，就好像恐怖與智利類似的經濟改革息息相關。在1993年的俄羅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決定派遣坦克對國會大廈開火，囚禁反對黨領袖，以鏟除賤價拍賣國有資產給民間的障礙，扶植了俄羅斯惡名昭彰的經濟寡頭（oligarch）。 

1982年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讓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達成類似目的：戰爭帶來的混亂和民族主義激情，讓她得以用強大的武力鎮壓煤礦工人的罷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國家第一波民營化熱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1999年攻擊貝爾格萊德（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 一個戰爭前就已設定的目標。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

這些被用來達成“軟化”作用的創傷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債務危機迫使這些國家面對一位前IMF官員說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選擇。惡性通貨膨脹和深陷債務泥淖，使這些國家無法拒絕外國貸款附帶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證會解救他們免于更大災難的“休克治療”。在亞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幾近大蕭條）讓亞洲“小龍”為之屈膝而打開市場，進行被《紐約時報》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這些國家有許多是民主政體，但激進的自由市場轉型執行的方式卻一點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規模危機的氣氛提供了推翻選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國家交給經濟“技術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