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6 13:39
文博時空 作者 翟德芳 我在《萬年中華，上山啟明》一文結尾，提到上山文化發展為跨湖橋文化。按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慣例，跨湖橋文化自然是根據跨湖橋遺址而定名的。也是巧合，我自杭州南下，最先去的是上山遺址，回頭向北，第一站便是跨湖橋遺址，這樣講下來還很是通暢。
跨湖橋遺址位于浙江省蕭山市城區西南約4公里，屬于城廂街道湘湖村，遺址西南約3公里為錢塘江、富春江與浦陽江三江的交匯處?？绾蜻z址的絕對年代為距今8000—7000年。以其為典型遺址的跨湖橋文化以錢塘江—杭州灣為中心分布區，依托上游山地，向河口平原拓展，是一種面向海洋的考古學文化。不過說起來，這一遺址的發掘過程和考古學文化的確立還是充滿波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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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橋遺址的發現和認識過程
1990年5月，浙江廣播電視大學學生鄭苗在蕭山的湘湖區域撿到若干石器和木器，認為是史前文物，告訴給蕭山分校教師巫靈霄，巫便打電話給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蕭山博物館、文物保護管理所前身）。文管辦干部施加農和倪秉章二人即刻前往現場。6月1日，他們在湘湖境內的城廂磚瓦廠的取土工地發現約30米長的文化堆積層，附近則散布著陶片、石器等。他們確定這是一處古代遺址，因所處位置在古代的跨湖橋附近，故命名為跨湖橋遺址。
1990年的10月至12月，跨湖橋遺址首次發掘。發掘面積300多平方米，共出土了130余件文物，發現了建筑遺跡與窖穴。出土的文物與浙江其他史前遺址的面貌均不相同，發掘者對遺址的文化性質與年代都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只能依靠碳14年代數據測定。
碳14測定的結果，跨湖橋遺址的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之間，比河姆渡遺址整整早了1000年！這一數據受到考古界的質疑，一些專家認為，該遺址的陶器與河姆渡、馬家浜等文化比較，制作工藝更先進，因此其年代不可能有那么早，應該晚于河姆渡遺址。
跨湖橋遺址的第一次發掘結束了，然而在施加農等人心中，其年代始終是個問題。2000年，浙江省考古所的蔣樂平調查浦陽江流域史前遺址，從浦江、諸暨進入蕭山。施加農等與蔣商量后，于2001年5月至7月開始了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考古發掘。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還出土了人工栽培的稻米顆粒，遺址獨特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稻米的發現，意味著若遺址年代數據無誤，可將我國人工栽培水稻的歷史向前推進1000年！
為了驗證遺址年代的可靠性，考古隊特意將出土的標本送到國內最權威的北京大學考古系進行碳14年代數據測定。測定結果與第一次發掘測定的年代數據完全一致，也在距今8000～7000年之間。這就確證了跨湖橋遺址是浙江境內當時最早的史前文化遺址。
經科學調查，跨湖橋遺址原有面積達數萬平方米，但破壞嚴重，已發掘的1000多平方米文化堆積厚2～3米，內涵豐富，面貌獨特。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機質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缽、甑、罐為常見的陶器群，器形以圜底、圈足器為主，不見三足器。紋飾有彩繪、鏤孔、戳印、拍印、刻劃等多種。彩陶較多，分內彩和外彩兩種，一般施于豆（圈足盤）的內底與圈足、罐的肩腹部。陶器的制作大多器壁勻薄、造型規整，部分雙腹豆的內外壁、缽盆的內壁漆黑光亮，似已運用輪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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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橋遺址出土的骨器有耜、鏢、鏃、哨、針、匕、簪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復合工具。木器發現有鋤型錛柄、環型抓手的復合式器柄、槳等。
跨湖橋文化的確立
跨湖橋遺址不僅年代早，而且文化特征也不同于已經認識的其他史前文化，發掘者認為跨湖橋遺址應當屬于一種嶄新的考古學文化。然而在2002年3月的跨湖橋考古學術研討會上，很多人對遺址的年代提出異議，認為其不可能早到8000年前，有人甚至認為其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
在此情況下，嚴文明先生對跨湖橋遺址的性質作出了極具說服力的分析。他指出：跨湖橋遺址從表面上看好像比較先進，但遺址中沒有發現新石器中晚期的三足器，說明遺址的年代是比較早的。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野生動物遺骨，表明當時人們食物的主要來源還是以狩獵和采集為主，稻谷只是一種必要的補充?？绾蜻z址距離河姆渡遺址、馬家浜遺址都很近，卻與它們毫無關系，與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更沒有任何聯系，因此說它是晚期的文化不能成立。嚴先生的分析肯定了遺址年代測定數據的可靠性。
經過熱烈的討論，會議得出的結論是：跨湖橋遺存的文化面貌十分新穎獨特，不同于浙江境內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學文化，又自成一個整體，是浙江史前考古的新發現。由于其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單獨的文化類型，即“跨湖橋類型”。不過相關的遺址僅一例，對同類遺址的分布范圍尚不明晰，還不具備文化命名的條件，不能命名為“跨湖橋文化”。
2002年10月至12月，浙江省考古所對跨湖橋遺址進行第三次考古發掘。這次發掘不僅出土了更多的陶器、石器、木骨器，在發掘的后期更出土了獨木舟及相關遺跡。獨木舟所處的地方是當時的湖岸邊，交通部的專家稱其為中國最早的“碼頭”。
按考古學慣例，一個遺址要命名為“文化”，一是應具有一定的分布空間，二是在不同的遺址均中有相同特征的器物，尤其是陶器。為了使跨湖橋遺址成功命名為“跨湖橋文化”，考古人員將尋找跨湖橋同類型遺址作為重點工作，在附近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考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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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10日，在湘湖區域的下孫村附近發現了與跨湖橋同類型的遺址。2003年11月開始的下孫遺址發掘，出土的陶器、石器、木器文化面貌與跨湖橋遺址相同，年代測定結果也相同。2004年12月，第二次“跨湖橋考古學術研討會”在蕭山舉行，與會學者普遍認為跨湖橋文化命名的條件已經具備，確定了“跨湖橋文化”的正式命名。
在此后的工作中，除蕭山跨湖橋、下孫遺址外，考古工作者又發現浦江上山、嵊州小黃山、義烏橋頭等10多處同類遺址，其分布范圍也遠遠超出 “湘湖周圍地區”，擴展至杭州、金華、衢州、紹興、臺州、寧波等地區，涵蓋河流上游盆地和河口沿海平原等地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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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橋文化的意義與發展源流
今天，對跨湖橋文化的特點、區域特征、文化分期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新成果，不僅豐富了跨湖橋文化的內涵，也為探討其來源與去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跨湖橋文化的發現和命名，打破了浙江境內史前文化原有的格局，說明浙江的史前文化是由多個譜系組成的。在此前的研究中，浙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分為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浜-良渚文化兩支，分處錢塘江南北的寧紹、杭嘉湖平原，此時地處古浦陽江流域的跨湖橋文化的確定，便成為年代更早的第三支文化。
跨湖橋遺址發現的獨木舟，是國內發現年代最早的獨木舟，對我國的舟船史與交通史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被譽為“中華第一舟”。獨木舟采用整棵馬尾松，借助火焦法挖掘船體加工而成。獨木舟周圍有規律地分布著木樁和樁洞，船頭底部壓有一根橫木，兩側還發現2支木槳、3個石錛木柄、多塊席狀編織物，以及多個礪石、石錛和石錛的鋒部殘片等遺跡遺物，獨木舟本身也有加工修補的痕跡。專家據此推測，這里當時很可能是一個木作加工場或者修理場，獨木舟可能正在修理或改裝。?
除了獨木舟以外，跨湖橋文化創造了多個“最早”，如最早的漆弓、最早的慢輪修整制陶技術、最早的數卦符號、最早的“草藥罐”、最早的蒸汽炊煮器具陶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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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橋文化從何而來，又去往何處呢？跨湖橋文化的直接源頭是上山文化。二者分布地域重合，并發現多處直接的地層疊壓關系，跨湖橋文化的陶器許多因素也源自上山文化。在年代測定數據上，二者的年代緊密銜接。不過跨湖橋文化除繼承上山文化外，也受到長江中游與淮河上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的影響。
跨湖橋文化與河姆渡文化基本是前后銜接的關系。在跨湖橋文化分布區，繼之而起的是河姆渡文化或河姆渡文化的地方類型。但河姆渡文化與跨湖橋文化有較大差異，河姆渡文化有自己的起源，也吸收了跨湖橋文化的因素，又通過北方的馬家浜文化接受了淮河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影響。至于跨湖橋文化衰落的原因，有人認為是海侵導致跨湖橋文化居民遠走，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則帶來了一種新的文化內容。
圖片 | 翟德芳
排版 | 劉慧伶
設計 | 尹莉莎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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