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你引用的方志就多達39種，此外還有許多文集、年譜，以及湘軍、淮軍、團練志，清實錄等。使用資料時，你有無語言障礙？ 

 答：（讀了英文版《叫魂》封面上的一段乾隆朱批文字）哈哈，看不懂的時候，我也咨詢了我的中國朋友。 

羅：《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是第一次與中國讀者見面吧？這是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演講嗎？ 

 答：是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出版。這本書包括四篇演講，一篇序言。我的法國朋友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為此寫了一篇很長的序言，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怎么也不愿意接受這篇序言。當然，我不想為別人的觀點負責，所以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時只包括了我的演講。 

郭：與《叫魂》研究乾隆治下的專制體制相比，這本書研究的是中國政治從內部演變的動力，似乎與當下中國問題更相關。 

答：對于這本書，我想提醒的是，書名是“Origins”，而不是“The　Ori-gin”。起源不是一個單一的東西。如果你來看這本書，第一部分是魏源，第二部分是馮桂芳，講了很多因素。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參與和權力”;第二章，“試驗中的改良”；第三章，“毛澤東時期的農業和舊政權”；第四章，“基本議程的轉化”。這本書把中國現代政治制度面臨的問題加以概括?，F代中國的起源，需要從中國自己的思想傳統中尋找。 

羅：1990年8月31日-9月3日，你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會議上，作了題為“西方對近代中國政治參與及政治體制的影響”的學術演講。在演講中，你提出了問題：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為什么那么讓當代的中國人失望?　好些看來頗有希望的發展，為什么總是以壓制、腐化告終?你如今對這些問題有答案嗎？ 

答：其實，我很想知道在中國有多少人覺得失望。 

羅：你的中文名有時也寫作“孔斐力”或“孔菲力”，送給北京圖書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的扉頁上所留的贈書簽名為“孔復禮”三個漢字，而目前多用“孔飛力”，究竟哪一個才是你正式的中文名？ 

 答：1979年，我第一次去中國大陸時，朋友們問我叫什么名字，我說我叫“孔復禮”。他們都笑了，笑得很尷尬，因為這個名字孔夫子的味道太重。然后我就說，怎么叫我是你們的事情，我不干預，無論你們叫我什么名字，我都很高興。所以我的朋友挑了一個詞“飛力”送我。后來我的另一個好友告訴我這個名字聽上去有些像自行車牌子，不過為時已晚。 

羅：在《叫魂》第一頁中，有這么一句話：“歸根結蒂，我們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將意義賦予生命——盡管這種意義有時是可怕的（hideous）。”“將意義賦予生命”，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您對《叫魂》以及歷史研究的期待嗎？ 

答：我是這么說過，不過我覺得這句話在中文版里的翻譯有個小錯誤。我的原文是“Our　dominating　passion,　after　all,　is　to　give　life　meaning,　even　if　sometimes　a　hideous　one.”Hideous是“可怕的”意思，但被翻譯成“并不是顯而易見了”，這個單詞并不是“hide（躲藏，隱藏）”的形容詞。 

(本文未經孔飛力審定，并特別感謝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郭瑞對本次采訪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