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田濤 吳春波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

by吳曉波

在我的印象中，這應該是華為第一次打算坦陳心跡。

在華為和任正非的授權下，兩位作者開始了對華為二十五年歷史的回顧。田濤是任正非多年的好友，而吳春波當年曾協助任正非起草《華為基本法》，他們對華為的理解與認知顯然是外部觀察者所無法比擬的。

在過去二十幾年間，華為一直刻意保持著低調、神秘，企業從總裁至中層從不接受媒體采訪，不出席任何活動，也不要任何榮譽，甚至為了不“對外開放”，華為寧愿冒天下之大不韙，以世界500強的身份，拒不上市。華為就一直以這種偏執的姿態出現在公眾面前。

就在本書創作期間，華為正應對著在美國的訴訟案件，其競爭對手竟不得不動用國家的力量來延緩華為在其家門口咄咄逼人的攻勢，這幾乎是對這家中國企業最高的褒獎了。

總之，通過本書，我們終于可以聽聽這家可能是中國最好公司的心路歷程了。

一

華為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緣于“中國制造”整體的悲催處境。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企業大多沿襲了“貿工技”這條道路，希望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方法來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早期的海爾、聯想、TCL、華為，明星制造企業幾乎無一例外。

然而，可悲的是，大多數中國企業都未能成功，中國雖然成為制造大國，但是卻淪為了產業鏈的最末端，只能以高能源消耗、破壞環境及對勞動力的盤剝作為代價，賺取“如刀片一般薄”的利潤，大部分收入都被擁有核心技術的國外公司賺走了。

這讓我們在回顧三十年的成績之時，不免一聲嘆息。

而本輪經濟危機之后，中國制造的前景不但未有改觀，甚而更加的令人擔憂，隨著新型材料及3D打印機的出現，以及個性化定制成為趨勢，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在不遠的將來爆發。據《經濟學人》的預測，隨著勞動力成本不再是跨國公司考慮的主要因素，很多制造行業將回遷至發達國家。這對核心技術能力缺失的中國制造無疑將是一個沉重打擊。

從這個角度，我們或許能看出華為的價值所在。它是為數不多真正通過自己科研努力掌握了核心技術的中國公司，在這個意義上，華為是一家可以言說未來的中國公司。

同時，這讓那個問題變得尖銳無比：為什么華為能走出來？

但在本書中，作者洋洋灑灑幾十萬言，卻似乎試圖證明華為的成功“是常識的勝利”。
如果僅僅用簡單的文字概括，華為的成功在于：1.在技術投入上的不遺余力；2.　對客戶服務的重視；3.　公平的公司文化和激勵機制；4.　居安思危的氣質。

這些成功因素近乎常識，卻鮮有人能夠做到，正因為說起來太容易，做起來才會難，何況需要曠日持久的堅持，畏苦嫌煩，最終小富即安，成為大多數企業的宿命。

然而，為常識所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慘烈——

書中寫到“一位工程師累得連眼角膜都掉了，不得不住院手術，才保住視力”，而任正非本人，“從44歲到69歲，任正非幾乎24小時開著手機，每年有1/3以上的時間在飛機上、旅途中，奔走在世界各地”。

二

本書還試圖去證明：華為的成功緣于企業領導者對企業文化的探索。
中國整個現代化的進程，就是一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到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全盤西化，這是直到今天都沒有定論的事。在企業界，同樣存在這樣的爭論。西方自誕生現代企業之后，逐步形成了西方特有的管理文化，其重視系統、強調規范化的特性使西方企業獲得了長足發展。

然而，作為后起之秀的中國企業，在“技不如人”的背景下，該如何與西方企業競爭？倘若全盤西化，猶如削足適履，肯定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但因循守舊，則失去了在未來發展的空間。因此，中國企業必須結合發展的實際情況找到一條東西方相互融合的路子，方是萬全之策。
華為堪為此間的典范。華為早期奉行“土狼”打法，用最中國的方法與國外巨頭周旋，發展壯大，而當時機成熟，華為則當機立斷，毅然決然采用西方的管理思想對組織進行徹底改造，以適應未來的國際競爭。

最終，華為形成了一套兼具西方理念、東方精神的企業文化，而這無疑是華為貢獻給中國企業界最為有價值的經驗所在。其貢獻的“灰度理論”等理念極大豐富了中國式企業管理的內涵。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描述了人類眾多文明的興衰之后，提出過一個意味悠長的問題：對一次挑戰做出了成功應戰的創造性的少數人，需多長時間才能經過一種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資格應對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戰？

這個設問用于華為十分合適。在某種意義上，華為像極了不斷在探索出路的當代中國，它不再保守，愿意在試錯中前行，懂得自我批判，并且善于根據實際來調整?？梢哉f，這部講述華為“道”的書，具有了不少企業經營之外的意義與價值。

三

說到華為，自然不能繞過任正非。

假如沒有任正非，華為的成功也就無從談起。即便在百年中國企業史上，他也算得上是一個醒目的異類。一方面，他勤奮，偏執，性格暴烈，殺伐果斷，建立起威震四方的商業帝國；另一方面，他又像極了那些宗教史上的苦修者，通過欲望的禁絕和嚴苛的規則，來無限接近自己心中的上帝。他似乎證實了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除非一個人擯棄細枝末節，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否則，在科學中就不會有任何偉大的發現。”“……我個人與任何政府官員沒有任何私交關系，沒有密切的工作伙伴；與中國任何企業家我沒有往來，除了聯想的柳傳志、萬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過兩次交往外；也沒有與任何媒體任何記者有交往。我個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層員工離得更遠一些，為了公司能夠平衡，我得忍受這種寂寞，忍受這種孤獨”。

通過他寫的文章，我總感覺他近乎偏執地跟企業經營的上限斗爭，跟自己固有的惰性斗爭，甚至跟人類正常的情感斗爭，“我天天思考的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么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這番話算得上企業界對“向死而生”理念的最好詮釋，也流露出濃重的悲觀主義者氣質。

我想，任正非可能根本上確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然而，那些悲觀主義者卻往往最為積極地改變世界，并且因清醒而存活的更長久一點。“你只能做你想做的，卻不能要你想要的。”在閱讀本書時，我腦海中總出現叔本華的這句話。

最后，提一下本書的書名。兩位作者曾拿著此前確定的書名《卓越與孤獨》征求華為高層的意見，一位高層說：有何“卓越”可言呢？華為能不倒下就不錯了。此句頗有里爾克“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的風范。滿座皆有同感，書名遂定為《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
（本文作者系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