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在《叫魂》中，除開專制權力（皇權）與常規權力外，你還講了第三種權力，即底層老百姓對權力的渴望，并在注釋中引用了一個老紅衛兵的例子。你認為底層民眾對權力的渴望是造成這次大恐慌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普通民眾對“叫魂”的恐慌多是基于對自身安全的擔憂。 

答：兩種可能都有。我們在審查“叫魂”案帶來的恐慌時，下層的民眾與上層的權貴竟然受惑于同樣的不測，這本身就暗示社會上存在著一個有著緊密內在聯系的文化網絡。然而，農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們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也不同，妖術恐慌對他們形成的沖擊也不盡相同。這里，統一性與多樣化是并存的：在這個國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別發生在最高層與最底層，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聯系；另一方面，社會像一面多棱鏡，將人們對“叫魂”的各種看法反射出來。我們也必須對國家政治領域中種種有關18世紀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觀念進行探討。 

郭：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你的看法是清代妖術恐慌中民眾的舉動和群眾運動的狂熱有共同之處？ 

 答：也許我應該表述得更清楚些，我并不認為這種瘋狂是中國獨有。比如說德國的反猶主義和這種情況也非常相似，就像我在書里寫的一句話，“把上了膛的槍放在大街上，人們拿起來互相攻擊。” 

羅：你在《叫魂》第二章中，對當時的人口問題做了許多分析。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你指出人口爆炸本身就意味著“中國傳統社會某些新災難”。6月7日去世的美國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的《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一1953年》(1959年出版)，被視為是美國漢學界研究中國人口史的扛鼎之作，你怎么看他的研究？ 

答：很多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但是中國的人口研究依然沒有很好地被理解。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我相信可能真的很好，不過，我更愿意推薦美國另一位人類學者施堅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的研究，他是不太同意何炳棣的觀點的，他比何炳棣的研究更有體系，他針對不同省份有更加精確的計量，采用了更加精確的數學統計方法。與何炳棣的研究相比，我更敬畏他的研究，雖然他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錯誤。我對何炳棣不是很了解，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故事，我是聽他的研究生說的。他的學生對他說，何老師，如果你在清朝，你肯定會中進士。他說，進士？我肯定是狀元。 

羅：我發現，不僅乾隆有繞過常規途徑獲取信息的方法，如密折,　官員們也同樣有他們自己的辦法獲得有關乾隆的信息。信息的控制也是一種權力，甚至是安全的保證。在如今的信息時代，隨著信息獲取與傳播方式的改變，“信息”的作用和性質會不會有所改變？ 

 答：這要看是什么信息。如今信息雖多，但大眾傳播的信息不一定都是真的，比如說，在美國大選時，有人質疑奧巴馬的出生地問題。這是一個確定無疑的事情，有出生證明，但還是有些傻瓜對此胡言亂語。人們會選擇相信信息的來源，信息的來源非常重要，要看信息來自哪里。中國不也有一個詞叫“小道消息”嗎？ 

羅：書中，你通過對地方軍事化和地方名流——紳士的剖析，就近代中國始于何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舊秩序衰落 (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開始不會早于1864年,即太平軍叛亂被撲滅的那一年”。這是中國近代的開端嗎？ 

 答：對中國近代不早于1864年界定,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戲”,而是“對歷史動力的識別”，即是什么力量推動了傳統中國進入近代。中國社會由傳統轉化為近代的動力主要來自內部社會結構的演進,　它的演進是一個長期而又緩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