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希望中國可以出現更多的普世價值，對此你怎么看？ 

 答：我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說過：“許多中國人認為這是可行的。但是，即便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也只能期待中國的憲政議程論述中國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的。”（“Many　Chinese　now　think　it　can.　If　so,　however,　we　can　expect　that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agenda　will　still　be　addressed　on　China's　terms,　not　on　ours.”）當然，你也可以做另一種解讀。20年前的文本在今天不必有一樣的意思。因為，你看到這個律師那個律師所遭遇的，你又不得不憤怒。你怎么看？ 

郭：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中國可以有自由、有民主，可以不斷改進民主模式。你認為中國有悠久獨特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思想家有他們的想法。你從局外人的身份看中國是獨特的，但對中國人而言，我們不認為是獨特的。 

答：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若是看這個現實世界，能發現多少個完美民主的例子呢？比如：美國關在監獄里的窮人，大概有10萬～20萬（具體數字我不太記得了），這是非常丟人的事。因為我們從高中就被教育人人平等。但看看今天的世界，事情不是這樣的。你必須考慮教育、年齡、社會價值等，這些都讓平等變得難以實現。美國的民主里，近期最高法院判決的Citizen’s　United打開了金錢干涉政治的大門。我們都需要去面對我們的困難。我強烈推薦一本書，Brill新近出版了一本法國學者研究中國民主的書。這是一本歷史著作，也是社會科學著作，可能這個夏天會出版。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簡短序言。序言里，我對“完美的民主”沒有好評價。法蘭西學院的一位學者研究表明，“二戰”前的中國是個人權狀況比西方國家更好的國家。 

羅：在《叫魂》中，你為官僚制度做出了“謹慎的喝彩”，認為官僚制度“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它的特性卻可以阻擋任何一種狂熱”。沒有了它，也就“沒有什么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 

 答：我想強調《叫魂》的最后一章，即第十章。這一章非常重要，這是個結論——作為獨裁者的皇帝實際上如同生活在狹小的空間，官僚則是皇帝不得不依靠的。統治一個國家，沒有官僚制度不行，但這不是贊揚官僚。別忘了，我寫“謹慎的喝彩”時，“文革”剛剛結束。中國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換句話說，那時的中國確實需要鄧小平這樣的人。沒有鄧，中國可能會陷入可怕的境地。當然，我并不是說鄧小平是個完美的領導者。 

郭：所以從你的立場出發說明君主官僚制的價值，雖然不完美，但因為它的存在，可以有制衡作用，比“文革”時的狀況好。 

 答：當時的中國依然生活在過去的陰影中，“文革”既然發生過，就有可能再次發生。這也不是中國的特例。你可以看歐洲的二戰屠殺。你覺得他們可能再次發生嗎？我覺得會。當然會！有一個普京，就會有無數個小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