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哥倫比亞大學。一位39歲的高級研究員在看完大量的資料之后發現,或許從1956-1965年新中國的歷史中,能找到問題的答案。1974年,他交出了第一部分答案: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1983年他交出了第二部分答案: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1997年,他交出了最后一部分答案: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這便是西方學界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扛鼎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大躍進:1958-1960》和《浩劫的來臨:1961-1966》,其中第三卷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1999年度列文森(Leveson)史學著作獎。而當年那位年輕的高級研究員便是如今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2012年11月31日至12月1日,為紀念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的退休,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政治的過去和現在:中共十八大”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行,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Vogel) 和現任主任何偉林(William Kirby),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與政治學教授傅世卓(Joseph Fewsmith),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主 任 裴 敏 欣(MinXin Pei),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黃靖(Huang Jing),北京大學教授傅軍等近3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研究學者,及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同事、朋友、學生齊聚一堂,對中國問題進行了嚴肅而熱烈地探討,以嚴謹的學術研討的形式,紀念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學術和教學成就。
1959年,總部設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聯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決定在《蘇聯評論》(Soviet Survey)之外,在倫敦再創辦一本關于當代中國的雜志。而年輕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是主編的不二的人選。1960 年 3 月,《中國季刊》正式出版。麥克法夸爾在創刊號中說:“中國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帝制衰落、內戰叢生和外敵入侵,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主要大國……我們不能等到中國的人造衛星上天才意識到她更值得密切關注”,因而,“中國的發展需要嚴格、客觀的分析。我們試圖通過發表專家們的文章,對當代中國發展的方方面面提供評論意見。我們希望激發爭論。”在創刊號上,麥克法夸爾邀請了當時西方研究中國的九大“高手”,每人各寫一篇1000字左右的評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頭十年狀況進行總結和分析。為了確保稿源,麥克法夸爾還考察了當時西方的中國研究群體,甚至擔心自己得罪其中的作者而停止了自己的書評寫作。當時《中國季刊》的作者不僅來自學界,還有來自新聞界、商界、政界,甚至情報機構。“嚴格、客觀的分析”成為主編麥克法夸爾的審稿標準。這條標準不僅讓雜志在“文化自由聯盟”解散之后依然存活下來,而且也讓其發展為一本嚴肅的學術雜志,今天,這本雜志成為海外中國研究影響最大的學術雜志。
當年22名助教之一、而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撰文回憶道,那時候還沒有現成的課本,麥克法夸爾就組織助教挑選中文資料翻譯成英文,復印裝訂成冊作為教材。“我印象鮮明的是當時在討論如何翻譯文革時期的特有術語遭遇的困難,常常為一個譯法之取舍爭論老半天。比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最后選定的是具硬譯風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有的美國學生在測驗時望文生義,把它解釋成:‘非常富有的人開著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按此標準,香港的‘走資派’實在太多了!”多年后,為了讓學生有一本教材和普通讀者了解“文化大革命”,麥克法夸爾與瑞典漢學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經數年完成了一本著作《毛澤東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2006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著作經常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冊合在一起,稱為“文化大革命四部曲”。
1969年,哥倫比亞大學。一位39歲的高級研究員在看完大量的資料之后發現,或許從1956-1965年新中國的歷史中,能找到問題的答案。1974年,他交出了第一部分答案: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1983年他交出了第二部分答案: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1997年,他交出了最后一部分答案: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這便是西方學界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扛鼎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大躍進:1958-1960》和《浩劫的來臨:1961-1966》,其中第三卷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1999年度列文森(Leveson)史學著作獎。而當年那位年輕的高級研究員便是如今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2012年11月31日至12月1日,為紀念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的退休,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政治的過去和現在:中共十八大”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行,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Vogel) 和現任主任何偉林(William Kirby),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與政治學教授傅世卓(Joseph Fewsmith),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主 任 裴 敏 欣(MinXin Pei),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黃靖(Huang Jing),北京大學教授傅軍等近3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研究學者,及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同事、朋友、學生齊聚一堂,對中國問題進行了嚴肅而熱烈地探討,以嚴謹的學術研討的形式,紀念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學術和教學成就。
1959年,總部設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聯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決定在《蘇聯評論》(Soviet Survey)之外,在倫敦再創辦一本關于當代中國的雜志。而年輕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是主編的不二的人選。1960 年 3 月,《中國季刊》正式出版。麥克法夸爾在創刊號中說:“中國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帝制衰落、內戰叢生和外敵入侵,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主要大國……我們不能等到中國的人造衛星上天才意識到她更值得密切關注”,因而,“中國的發展需要嚴格、客觀的分析。我們試圖通過發表專家們的文章,對當代中國發展的方方面面提供評論意見。我們希望激發爭論。”在創刊號上,麥克法夸爾邀請了當時西方研究中國的九大“高手”,每人各寫一篇1000字左右的評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頭十年狀況進行總結和分析。為了確保稿源,麥克法夸爾還考察了當時西方的中國研究群體,甚至擔心自己得罪其中的作者而停止了自己的書評寫作。當時《中國季刊》的作者不僅來自學界,還有來自新聞界、商界、政界,甚至情報機構。“嚴格、客觀的分析”成為主編麥克法夸爾的審稿標準。這條標準不僅讓雜志在“文化自由聯盟”解散之后依然存活下來,而且也讓其發展為一本嚴肅的學術雜志,今天,這本雜志成為海外中國研究影響最大的學術雜志。
當年22名助教之一、而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撰文回憶道,那時候還沒有現成的課本,麥克法夸爾就組織助教挑選中文資料翻譯成英文,復印裝訂成冊作為教材。“我印象鮮明的是當時在討論如何翻譯文革時期的特有術語遭遇的困難,常常為一個譯法之取舍爭論老半天。比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最后選定的是具硬譯風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有的美國學生在測驗時望文生義,把它解釋成:‘非常富有的人開著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按此標準,香港的‘走資派’實在太多了!”多年后,為了讓學生有一本教材和普通讀者了解“文化大革命”,麥克法夸爾與瑞典漢學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經數年完成了一本著作《毛澤東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2006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著作經常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冊合在一起,稱為“文化大革命四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