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在經濟學上，或者嚴格來講政治經濟學上，我們有一條結論，政府應該管多少，取決于民眾管政府到什么程度，民眾對政府的監督越有力，政府可以多管一些，如果民眾無力監督政府的，政府少管一些，民眾無力監督政府的，政府可以什么都不管。我們從理論上是可以證明的，大概是這樣的原則，歐美的政府監管越來越多，為什么？那個地方民眾對政府有非常有效的監管，食品安全出問題馬上下臺，我們出問題是換一個工作，這樣的話民眾對政府沒有監督和制衡，你想讓政府管很多事，會是什么結果？在這里中國人有一個傳統觀念，傳統觀念是什么呢？我們的傳統觀念是政府一定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孫中山講天下為公，這樣的態度對政府非常不公平，從經濟學上來講，政府也是理性經濟人，跟你我都一樣，都有七情六欲，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你自己拼命想賺錢，卻想讓政府官員廉潔，自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們在討論政府決策的時候，在市場經濟決策的時候，一定要把假設大家一視同仁。我在市場經濟中參與這個活動，是為了最大化我我自己的利益，政府也是為了最大化他的利益，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來討論監管應該怎么做，而不能假設政府是超凡脫俗的圣人君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觀念上有一點問題。一出什么事，政府怎么管的？政府跟你一樣，人家也要一天吃三餐飯，人家也要住房，也要開車，跟你一樣，在你管不住他的時候，最好的辦法讓他少管一點。

提問：許教授和胡先生，我想問一個問題，在中國、美國危機之前，其實在危機發生之前，政府的作用在加大，后來隨著大規模救市措施的出現，大規模放房貸在之前已經發生了這種趨勢。我想問的問題是，現在政府的作用是否應該削弱？或者是因為中國已經成功走出了金融危機，所以很多中國人都非常自豪，中國的模式非常成功，我們成功了，美國是放松監管的標志已經失敗了，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應該加大政府監管的機制，而不是放松監管。

胡祖六：非常不幸的是，我擔心最近的發展就是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好像已經加大，我覺得沒有足夠的理由證明這一說法。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改革開放意味著政企分開，為民營經濟和外企拓展發展的空間，但是在過去的幾年對于邁向市場經濟的做法有一些懷疑和重新思考，而這種情況由于金融危機的出現而得到了加強，比如說大家看到在美國發生的，還有美國政府在北美和歐洲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加強，所以很多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們真幸運啊，我們沒有完全是市場經濟，所以有很多政府管制的手段。當然，政府確實應該發揮其作用，在G202008年的首腦會議的時候，在沒有磋商的情況下馬上推出大規模的刺激計劃，那時候沒有經過磋商的情況下推出大規模的刺激規劃，這展示了中國政府的力量，決斷性和有效性。這個做法也有缺陷，帶來不好的后果，我覺得要重新考慮做法，中國是否朝著經濟的方向走，還得等一等。

許小年：我覺得中國政府的成功是因為政府干預得少，比如說中國經濟做得好的時候，政府沒有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說農業的改革就是這樣的例子，因為政府就是解散了人民公社進行了一個低調的自由化過程，就讓農民自己決定種什么莊稼，這是農業部門的自由化過程，使得中國在這一方面非常成功，而不是說大規模地采取行動的結果。所以，我覺得實際應該是這樣的情況，還有那些外國的學術界，中國跟其他的發達國家相比，說有中國模式，其實沒有什么獨特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跟里根總統在美國所做的模式是一樣的，就是小政府，或者跟東歐國家二十年之前所做的東西是一樣的，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來鼓勵民營企業充滿活力的經濟部門的發展，這就是中國成功的真正秘訣，而不是說一個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