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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最大功勞，不是對于人事糾葛的喋喋不休，而是普及關于明朝制度的知識，從科舉到官制。朱元璋為限制官僚機器的權利擴張煞費苦心，設計出來的制衡機制密如凝脂，并由此引出一個問題：明朝政治何以仍然腐敗如此？ 

今天大家終于明白：一切只限制別人，不限制自己的制度安排，都是這個結果。直到現代政體出現，這個問題才有了解決的可能。 

明朝統治者中的少數精英，也深知改革之必要，甚至取得過重大成果——比如被作者稱之為明朝最偉大政治家的張居正——但最終人亡政息。不管明帝國實行多么嚴厲的孤立政策，但它的經濟活動已經在無意之中，納入一個全球體系。張居正的稅制改革不能善始善終的原因之一，就是作為貨幣流通的白銀大量來自新大陸。當荷蘭、英國派出游擊艦只，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船隊，加之西班牙著手打擊其美洲殖民地到亞洲的白銀走私，中國銀價立刻上升，人民的稅收負擔（法定以白銀為繳納手段），也隨之變得不堪忍受。 

作者顯然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不時調整筆鋒所向。由于明朝很多事兒發生在全球背景下，他在敘述當中作出了相應努力。鄭和艦隊為他提供了理想的故事平臺。 

但同樣，這里充斥著抒情和感慨，而不是著力于那七次偉大遠航，對于一個新生帝國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成本。畢竟當時的明帝國，正面臨這向北遷都、應對蒙古殘余勢力威脅、疏鑿運河等重大任務。 

據馬歡（船隊翻譯官之一）的《瀛涯勝覽》記載，鄭和船隊單寶船便有63只，中等以下艦船不算。所謂寶船，長44丈4尺，寬18丈，排水量至少5千噸，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木質船只。我見過一組數據，關于英國建造于18世紀中葉的“勝利號”戰列艦。該艦尺度遠小于鄭和寶船，全長不到70米，排水量3千5百噸，后來成為納爾遜上將的旗艦，贏得過特拉法爾加海戰。為建造該艦，砍伐了超過100英畝林地的6千多棵樹木。這一規模的戰艦，當時皇家海軍也只擁有一艘。 

無法想象為建造鄭和船隊，需要砍光多少森林，而當時新都北京正在大興土木。對于任何帝國，那樣規模的遠航恐怕都會難乎為繼。但就造船而言，寶船無疑代表當時人類工程技術的高成就。除了巨大的體量和復雜的結構，寶船還有一些極為巧妙的設計，以維持風暴中的穩定航行。對于這樣的成就，書中同樣語焉不詳，好像作者下定決心，嚴守君子不器的古訓。 

正是這些成就，造就了另一個明朝。這個明朝除了勾心斗角，黨同伐異，還干過更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文學、書畫、戲劇上的輝煌成就，明朝人還發展出一套精致的生活方式，雖然有機會享受的人不是太多。關于這些，作者偶有提及，但也僅僅是點到為止，比如談到《西游記》和《本草綱目》。 

讀到李時珍，我自然產生這樣的疑問：這位偉大的博物學家，和同代的瑞士人蓋斯納一樣，獨自建立起一套生物分類體系，但何以未被后人發展成完善的林奈式學說？我不能滿足于中國人缺少純粹知識的興趣，這樣的解釋。 

《西游記》我最近重讀過。除前人曾經指出的，孫悟空可能是《羅摩衍那》中的哈努曼在漢語中投胎轉世，我驚訝于小說中對于各種異國動物的準確描述，比如犀牛、獅子和大象（象頭神格涅沙的變形？）。因此我相信明朝人的知識狀況，遠比我們以前了解的更為復雜。 

我更感興趣的，是這類《明朝》一類讀物流行的原因。某種意義上說，你讀什么書，你就是什么人。從書籍（以及包括電影在內的其他文化產品）的流行，可以看穿一個社會的內心。閱讀大多是個心理上的移情過程。老實本分的人，未必熱衷政治上的陰謀詭計，而是守著電視，看看韓劇什么的。這部書的熱銷，說明我們的社會中，有創業欲望，或是有家業可守的人多了。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抑制這些人的發展欲望，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