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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歷史不能假設，可人就是斷不了假設歷史這個念想。我們中國人最愛假設兩段歷史，一是明朝中后期，一是清末民初。 

這可以理解。首先，黃河般曲折的中國歷史，曾在這兩個河段急劇改道。更重要的是，上述兩個歷史時段——內憂外患；改革還是不改革；如何改革——決定了中國近五百年歷史敘事的主干，以及我們對于外部世界的現有想象。 

平生遇到一些志向高遠的人士，喜歡手上夾著紅藍鉛筆，在地圖上指指點點。他們回顧上述兩段歷史，痛心疾首之余，論述中最常使用一個詞，就是“假如”。而明朝恰好提供了太多的假如。 

大明王朝由始及終，凡276年，而這近三個世紀的歷史，又和歐洲文藝復興大體并行。中國人和西方的文化心理，便是在那一時期分別特化發展。歐洲發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金融、宗教、科學、教育體系，而中國雖然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但終于隨著農民革命和女真人入侵，全部被扼殺在搖籃中。這些歷史的偶然因素，使得中國歷史終于未能走到一個引向繁榮進步的拐點。于是有了種種“假如”。 

但這種文明格局的變化，似乎不在《明朝》作者的興趣范圍內。我們在書中更多看到，作者對于官場文化和帝王之術的津津樂道，尤其是朋黨斗爭中的官僚們，如何玩弄手腕和心眼。對于明朝如何發展文化、技術并積累物質財富，這里甚少解釋，好像路線對了頭，文明自然更上一層樓。作者（也許包括多數讀者）的興趣，顯然在于最高權力的覬覦、爭奪與守護。既然如此，真不如把書名改成《明朝宮廷、官場那些事兒》。 

我知道，手腕和心眼非常值得玩味；它們代表一種高超的智慧，操作上的微妙和精致，不亞于任何藝術。代價是我們玩味之余，不再把目光投向遠大的領域，以致我們的世界微縮成一桌麻將。這也是一種玩物喪志。人際智慧的房中術，使我們失去了那種好奇和渴望。人們的興趣不是集中在財富的創造，而是財富的分配。分配意味著占有，包括隱性的占有，而且越是沒得可分，就越要講究怎么分；這就叫做懂政治。所以人們爭著當領導。 

這種事情講多了，就會成為馬基雅維利式的逆向道德訓誨。結果是公德、私德分離；君子之仁義，小人之仁義分離，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像明朝很多小說那樣，假勸善之名，行誨淫誨盜之實，并最終被誤讀成賭徒的勵志讀物。 

不苛求古人，并不意味著為古人的負面遺產無端回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