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些年來，面對著兩個大的問題。一個大的問題就是舊的、原有的增長模式已經不能繼續了，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舊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方式，它不能持續了。從最簡單的資源的衰竭、環境的破壞，一直到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衡，勞動群眾不能享受高速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和收入差別的拉大，一系列的問題。另外一個碰到的嚴重問題就是腐敗，腐敗的蔓延、腐敗深入了整個社會機體的每一個部分，而腐敗的嚴重程度又造成了貧富差別的更加拉大。這樣就造成了不但是經濟問題，而且有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們在寫作過程中就針對這些問題，它的由來，做了探索。最后得出的結論，原因是因為在我們上個世紀末期建立起來的體制，本身就存在很多嚴重的缺陷，就是改革并沒有進行到這樣的程度，且不說政治改革在90年代以后就不再提起了，就是經濟改革方面來說，很多重大的改革到了本世紀初，碰到了舊體制的一些核心的部分，比如說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改到了母公司一級就停滯不前了，因為它觸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在改革停頓以后，它就發生一些更加嚴重的問題，正是由于改革的停頓，剛才講到這兩個問題就愈演愈烈，一個是經濟發展的模式問題，另外一個就是腐敗的問題，以及它們帶來的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都會愈演愈烈。

在這個矛盾激化的情況之下，就出現了另外一個，用現在流行詞來說，就是另外一個頂層設計了。如果說在本世紀以前，20世紀，它是一個原來既定方向的，比如市場經濟改革，比如法制化的改革等等，它受到了阻力，放慢了，甚至倒退了。那么現在它又來了一個新的問題，認為改革整個方向就是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這個改革方向是錯的，那么應該走什么方向呢？走這個方向就叫強化政府的力量、強化國家部門，包括國有經濟，加強國家對于政府的所謂駕馭，或者叫控制，或者叫掌控。用一種語言，如果用經濟學人雜志在今年用的語言，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如果用我們討論東亞模式的時候用的一個語言，叫做“威權主義的發展模式”，來強化這個東西。開始叫做“北京共識”，后來就叫做“中國模式”了。所謂中國模式，根據權威性的解釋，它的特點就是強勢政府。強勢政府的優勢在哪里？優勢在于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它的表現是什么？一個表現就是所謂“高鐵奇跡”，一個表現叫“北京奧運”，一個表現叫“某些地方”，比如重慶連續若干年的GDP平均增長14%以上，認為這是中國的出路，中國的發展道路。

一直到了去年早期，可能另一種，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向向背離，到后來的事態就越來越暴露所謂以強勢政府為中心的中國模式，其實它的長期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它逐漸的暴露出來。當然加上我們各界有識之士的奮力捍衛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所以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改革是必然的發展方向，是唯一可能的選擇，不改革是死路一條。

令人很高興的就是，十八次代表大會看來，在這兩種不同的方向、兩種不同的頂層設計之中，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方向。當然從來都是這樣，特別是外人或者是不愿意仔細閱讀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共產黨的文件的人來說，不大看得出來，或者不能很鮮明的看出來。因為我沒有參加中國政府文件的起草，但是好像他們有一個習慣，或者陳規吧，只要過去的人說過的話不大錯就要重說，所以你看起來好像好多話都是原來說過的，但是這里面又有幾句新話，新話倒是表明了也許可能的一種傾向。比如說兩個毫不動搖，從十六大提出以后，每次代表大會都有，但是也有點新話，比如十七次代表大會這兩個毫不動搖后面就加了兩個平等，一個平等保護產權，一個是營造平等競爭的環境。

從這兩個月的試探看起來，中國現在這一屆新的領導人，確實是試圖找到一種方向。但是讓我們對它做出一個積極評價的時候，還是要看到做出這樣的宣言或者做出了這樣的承諾，并不意味著問題已經解決，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改什么、怎么改，而且改革的設計能不能夠真正的貫徹下去。因為現在所謂特殊既得利益，比起十多年前那次重啟改革來說，要強大得多。在這種情況之下，貫徹還需要大家的努力。

但是能不能貫徹？我想眼前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像中央工作會議講的，要提出一個明確的改革總體方案，規定出它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件事情需要全民的參與，才能做好。根據上一次，我們中國改革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決定了中國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接著1985年的全國代表會議，就確定了它的主要內容和要求，在1990年把這個基本框架建立起來，然后1986年國務院成立了方案領導小組，設計了方案。不過到了1987年，就決定了這個方案不執行。然后就進入了當時有些人把它叫做布列夫斯基時代，就是靠大量的貨幣發行來支持高速的增長，最后夭折了，1988年的經濟風波和1989年嚴重的通脹，全面搶購，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就結束了。又進入了一個真正的體制時期，大概有三年之久。

第二次大推進，不包括1980年和1986年鄧小平講的經濟改革的內容，經濟改革從1980年12月鄧小平提出要搞市場經濟，開始經過1991年，1990年12月鄧小平提市場經濟，1991年2月在上海再提，后來經過1992年江澤民講話，這一年的準備，1992年10月的十四次代表大會，經過了執政黨一些領導的醞釀，確定了目標。然后再經過一年多，大量的人參與了討論工作，在1993年11月通過了整體規劃，就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50條決定，決定了哪些重點方面進行改革，然后從1994年開始按照這個路線圖進行了改革。加上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會，確定了要調整所有制結構，最中間核心的內容就是國有經濟的有進有退的調整。在20世紀末期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基礎。正是這一次改革，我想是中國經濟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礎。但是20世紀末期宣布建立的體制還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這個缺陷就是有很重的舊體制的遺產，它的主要表現就是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仍然廣泛的存在，另外一個就是國有經濟仍然處于主導的地位。這樣的缺陷造成了后邊的問題，就是當時的這些設計并沒有完全貫徹，大關沒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