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圖像本身，照片本身也應該是開放的，在過去、現在、未來相互之間也許可以形成這么一種關系，他說毛處理在陰影當中是不是不妥，這個東西能不能拿下來。另外一張，我現在還原當時的情景，他的口氣也沒有這么的委婉，這張作品不要放。還有一個作品，鐵絲網后面有一個女孩，他認為囚禁的意向不能出現，或者是引起聯想。所以我們會發現，實施審查的這些人相當部分，他們是有極好的文學藝術的理解力在，最厲害的就是吉爾倫斯基，他是非常好的文學家、詩人，用無產階級的鐵拳，面對無產階級敵人的時候，是最冷酷無情的，現在看到說吉爾倫斯基，有的人理解過度，有的他理解我的作品是有問題，所以有聯系的，所謂對現實不如意的抵抗，或者不抵抗，需要做選擇，在1986年的時候，我想現在這樣的照片，誰也不認為它是具有什么顛覆性，太看得起這些照片了，也太看得起這些小青年了。當時覺得不妥我們就拿下來，人也是受利益所牽涉，因為這兩張照片把展覽毀掉沒有意思。以他為對象進行抵抗，走向自我毀滅性的抵抗增強反而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我抵抗你才有存在的價值，反而我退讓了，我無視你，剛剛所說的種種態度，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阿Q精神，我不理你，無視你，你成為一個無形的存在，我們現在會有回憶、記憶，一旦有可能記憶的時候，我們把這個事情記下來，對自己作為一種經驗，或者說作為一種傳播，但是當時非常的合作，就拿下來。展覽本身也就安然無事可以舉行，一種自我毀滅性的抵抗和阿Q無視否定你的合法性，這是我們自己認為，否定你的合法性，我視你為無物，用這種方式自我化解掉心中的郁悶，但是不一定說自我審查因為我們所謂在拍的時候，沒有對自己有什么限制，只是選擇什么樣的態度。所以人是各種力量作用之下的一種動物，所以汪建偉老師說起這個事情，我只能把當時的心境還原一下。謝謝！

費大為：我再稍微沿著這個主題說幾句，既然說到審查的問題，這里面要引出來的問題，是不是被審查掉的作品就意味著抵抗的視線？我剛剛說中國的優勢，到處存在審查制度，中國的審查制度做得比較明顯，或者比較粗糙，比較符號化，比較生硬，比較原始，還不是高度發達的審查制度，而在西方是有發達的審查制度，這是后話。    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下，往往確實是深刻的影響了至少在美術界，影響了美術界創造的發展，往往追求這種形式，只有比關掉我的作品才成功，把這個展覽做到招來警察，關掉以后就奔走相告，那么這個展覽就成功了。這里面是說，雖然審查制度到現在為止不像90年代那么的嚴重，但是這個問題還是在，我們在從事藝術的創作過程當中，能夠無視審查制度，把所謂審查這樣一個東西推到視線之外，這個是不是可以做到？還是把它考慮在內的東西？

汪建偉：我覺得兩者都不可取，比如你是無法說把這個東西考慮在外的，但是我想舉一個例子，我舉這個例子想讓我們來看一看一種新的抵抗和藝術語言是如此完美的在一起不可分割。我的問題是說，這兩個東西一旦分離了，問題就出現了，真正好的東西，我覺得政治和美學是在一起的，是分離不出來的。一個西班牙籍墨西哥的藝術家，西班牙讓他做西班牙館，他只是把西班牙館的門口給封了，寫了一條標語，只有持西班牙護照的可以進入，這就是在攻擊所謂全球化。我當時看了這個作品非常有感觸，我保留20年出國簽證的資料，最夸張的是，他要我死去父親的生日，他毫不在乎，我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常憤怒的，同時我也把這種憤怒傳達給簽證的地方。他還有一個作品，他在比利時，他去比利時的時候，他研究當地的報紙，所有當時雇給最低工資線的土耳其人，每個小時多少錢，比如每小時20美金，他讓這些人到美術館，干什么？就是根據這些人的勞動強度，他做了一道墻，這道墻是要倒的，他只需要兩個人扛著，兩個小時發給你的勞動強度和發給你的工資是符合比利時的法律報紙，當時所有人都在攻擊他，說他殘忍。但是他說只是告訴所有人，這是你們這里存在很長時間的事實。我的第一反應，最大的問題，我們把它分開了，我們一直相信有一個美學和它反映后面的政治，其實我覺得，好的當代藝術作品，正好恰恰攻擊的就是這種分裂，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布萊希特在30年代的戲劇就說出這個問題美學跟政治是一個詞，這是我的看法，我覺得一個好的當代藝術家，他的作品是讓所有人共享在這個時間的事件，而且這個事件是讓你無法把他的形式和所謂要反映的東西給它分離出來的，所以說從這一點來說，有一句話，好的當代藝術不需要媒介。

費大為：1989年我到法國籌辦策劃我在法國第一個大型的展覽“為了昨天的中國明天”，我們開始找錢，在法國找很多大企業大銀行，法國私人企業普遍反映，你們是哪邊的，是中國政府這邊的還是民主政憲這邊的，我們說什么都不是，沒有一個機構搞懂你們是在干什么的，最后還是法國文化部給的錢，法國文化部說只有一個標準，你要證明你所挑選的藝術家是中國在海外的藝術家里面最好的，只要有這一點就夠了。因為法國文化部這些所謂的專員，他們來討論通過這個計劃的人其實都是專業的評論家。在當初做宣傳的時候，正好是在89年關口的時候，在西方話題還是很熱，這個時候怎么能夠避開這個話題，這不是要害怕這個話題，恰恰我覺得在當時是一種勇氣，是一種勇敢來提出，我們這個展覽和89事情是沒有關系的，是不直接反映這個主題的。我覺得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決定還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