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特解釋說，已經在某一特定領域擁有公信力的知識分子，在參與地方性公共話題時，不應僅局限于某一區域，應從更廣泛人群的利益出發。不然，那些政客和專欄作家都可以宣稱他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職責并不是簡單地提供關于事件的描述或道德層面的道理，而應“發掘真相并解釋其緣由”。“今天我們需要關心的是什么？”朱特在書中問道，“我們現在處于如此境地：作為知識分子或政治哲學家，首要目標不是暢想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是思考如何防止一個更糟糕的世界出現”。朱特認為，“那些善于描繪理想化世界圖景的知識分子，最不值得人們聆聽。未來幾代人捍衛并推進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衛并保護已有秩序、法律、規則及實踐成果——這是凝結著我們為實現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只有那些心系于此的知識分子，才是至關重要的。”

正是因為如此，在被病痛剝奪了獨處的樂趣之后，朱特更積極地出現在公眾領域。對他而言，留給他的時間太少。2008年，剛被診斷患病時，朱特仍然任教授一職，并主持研究所，他被公認為是一名歷史學家和作家。這些都曾與朱特向來的喜好背道而馳，與他素來標榜自己的“旁觀者”身份不一，但正是疾病讓他從一名旁觀者變為參與者。癱瘓之后，朱特仍在助手幫助下，口述完成著作并在《紐約書評》上陸續發表文章；2010年7月15日，朱特完成最后一篇文稿；32天后，托尼·朱特永遠停止了思考。

《時代周刊》將朱特稱為“頂尖的歷史學家，具有傳統情懷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一名勇者”；斯坦福大學著名學者、歷史學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則認為朱特“擁有作為旁觀者卻仍投身其中的優秀傳統；是參與政治事務，同時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識分子”。

無論世人如何評價，朱特在離世前的最后一次采訪中，這樣描述自己：“首先我是一名歷史教師，其次是一位專注于歐洲歷史的作家；我還是一名歐洲事務的評論家；發表左翼言論的公共知識分子；最后我是一位偶爾加入美國有關猶太問題討論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