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記憶小屋》一書中，朱特也無不詩意般地描述道，“我會把自行車停放在位于滑鐵廬一線上諾賓頓火車站的行李貨車里，然后乘坐市郊電動火車前往郊區?；疖囉崎e地往東繞行，來到舊倫敦西邊，再前往布萊頓，搭上當地的車抵達維多利亞或更遠達至卡利芬交匯火車站。這里畢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車線路交匯處，沿途足有19個站臺可供上下，我從這當中挑選回程的路線，自得其樂。長長的夏季里充滿著這樣的體驗。”

然而自70年代之后，由于資本主義的盛行，鐵路及教育等公共設施的自由化，諸多政府項目被削減，對公眾利益的關注逐漸降低。國家越富有，公共設施越破敗。因此他愈加懷念以前古老宏大的火車站，因為“(它們)賞心悅目，而那些機場，盡管建于百年之后，卻無一不破舊失修，丑陋不已。”這種公共交通工具的熱愛，正折射出朱特素來致力于公眾利益以及社群建設的思想，并為其籠罩了一層懷舊色彩。

對他而言，交通方式不僅僅是政治的一部分。鐵路的鋪設極大促進了我們現在所知曉的公共生活的出現：如公共交通、公共空間、公共設施和公共建筑等等。而快捷的四通八達的交通工具，不僅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帶來新的歸屬關系，不同的審美情趣，伴隨而來，還有對舊的世界觀的擯棄。公共交通系統曾將諸如朱特這樣的孩童與其所處國家的公共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如今卻逐漸衰落。在講述這個令人哀傷的故事時，朱特希望“（它）能啟發我們去思索，美國和英國這些國家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對此，朱特在《沉疴遍地》一書中指出，追求經濟增長已經成為國家和政府理所當然的目標，卻忘記了應有的職責：保障社會福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市場化經濟中，私有化并未帶來預想的效率，反而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然而民眾卻一味醉心于對自身財富的追求，遺忘了對道德義務和公共職責的追索。因此，社會空間被私有化割裂，無法凝聚共同的公民意識，導致民眾對政治的隔離與犬儒，公民與國家之間在公共空間中喪失了應有的鏈接。

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里，朱特曾與斯奈德提及，希望寫一本題為《火車》的書。借由鐵路，朱特想告知我們現代社交以及在過度私有化社會中集體生活的命運。畢竟，鐵路促使社交的誕生。令人遺憾的是，朱特的這一愿望最終未能實現。

幻想破滅的猶太青年

朱特的父母從未有意將他作為猶太后裔培養，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與眾不同。

十三歲時，朱特從他的父親、一位社會主義者那里，收到一份生日禮物——著名波蘭思想家、社會主義者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cher)對托洛茨基的研究著作。這是一種典型的猶太姿態：將個人與世界聯系起來，將一個以外來者身份出生的人，與更廣闊的周遭世界關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