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五歲開始，朱特就狂熱醉心于左翼猶太復國活動，并成為學生運動中的骨干。這對他有極其強烈的吸引力：曾經整整三個夏天他都呆在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基布茨。在前往劍橋學習之前，他又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呆在那里。作為一個忠實的信奉者，朱特說，猶太復國主義可以輕易地將猶太認同意識與政治理想主義連接在一起。而對大多數猶太人來說，馬克思主義又是同化的絕佳途徑。“它使猶太人視歸屬感的缺失為優點（而不僅僅是宗教歸屬感的缺失），并且堅持一種對每個希伯來學校的學生來說毫不陌生的推理邏輯”。

但朱特很快就對基布茨的生活感到失望。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幻想破滅，則是在1967年，他志愿當一名軍中翻譯，投身于“六日戰爭”中保衛以色列。他開始逐漸認識到，“以色列并不是一個社會民主天堂，天堂里有以農場為家的猶太人，他們只是恰巧成為以色列人而已，但卻和我一樣熱愛和平”。各式各樣的以色列人使以色列在朱特眼里變得陌生，而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卻變得更加熟悉。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持有一種固執狹隘的態度，對非以色列籍猶太人表現出一種共有的厭惡，輕蔑地稱他們“大屠殺后裔”，這些都讓朱特震驚。“我懷著這種理想主義的幻想前往，想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國家”，卻發現復國主義左翼，“對那些被踢出這個國家的人民驚人地無知”。

提及這段經歷，朱特曾這樣說道：“我理解作為一個真正的信仰者意味著什么，但是我同樣知道為了這樣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和不加質疑的忠誠，一個人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在二十歲到來之前，我曾經是一名猶太復國主義信奉者，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名共產主義倡導者，但最終我放棄了這些信仰。”

青春狂熱退卻之后，朱特開始對歐洲左翼運動產生興趣。在后來就讀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朱特早期的導師之一，以研究法國共產主義而聞名的歷史學家安妮·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曾是法國共產黨一員，支持蘇聯，后來因蘇聯入侵匈牙利，公開反對共產主義。她對共產主義的覺悟，又使朱特更加質疑左翼。“對朱特來說，伴隨最初對集體理想事業的熱情而來的是幡然醒悟。激情和質疑總在朱特的頭腦里進行著斗爭，而他自己也不斷在與自己的狂熱進行辯論。有人批評他前后觀點不一，但這正是一個真正的思考者所展現出來的思想軌跡：不斷與自己，特別是內在的激情進行爭辯。”知名評論家卜若馬(Ian　Buruma)談及朱特時說，“直到停止呼吸為止，朱特一直都在思考。”
對法國的研究，讓朱特發現20世紀法國政治文化的失??；隨后，在70年代，因受不同文化的吸引，朱特前往美國，卻又目睹了美國致力建設理想社會諾言的落空。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行走，從馬克思主義的疆土到號稱自由民主世界，期間朱特的熱情和覺悟起起落落。但他自始至終都秉承這樣一個信念：政治是一項道德事業。

朱特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道德的，它不是建立于馬克思主義之上，它的根基是一種“具有鮮明19世紀晚期的特點，因所肩負改善公共事業的責任而帶來的文化自信”。

因此在《二十世紀的沉思》書中，朱特試圖將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解決如今社會問題的良藥。他認為，作為“雜牌政治學”的社會民主主義，能將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夢想與資本主義的認識結合起來，并且能認真對待“民主”的部分。社會民主主義，“與其說他們是在尋找一個激進的未來，不如說他們是在尋求回歸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價值”。

“我們處在一個恐懼的時代，恐懼源于對未來的無知……”，朱特指出“我們害怕政府無法掌控我們所生活的環境，給我們一個可抵御外部世界的安全所在。所有的東西已經失控。”正是這種恐懼的復歸及它所引起的政治后果，朱特認為，給了社會民主主義“最強的辯護”：“它既能保護個人安全，不受到真實或虛假的威脅，也能保護社會的團結和民主不受到可能的威脅。”

保持孤獨的知識分子

2005年，朱特最重要的著作《戰后歐洲史》面世，此書讓他獲得了漢娜·阿倫特獎，也入圍了普利策獎；2008年，在美國《外交政策》和英國《前景》舉行的當代思想家百人評選活動中，朱特位于第四十五位；2009年朱特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了喬治·奧威爾獎；伴隨著學術上的成就，朱特在公共領域同樣敢于直言，他抨擊布什政府時期的政策，也對奧巴馬的妥協性有所預見。除此之外，朱特還非?？犊貙r間用于與年輕人的共處，不厭其煩地給予他們意見和建議，組織各種會議，為年輕人提供與學者交流的機會。

這些仿佛都給朱特貼上了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標簽，然而他卻并不喜歡這一詞。

在朱特眼里，這個稱謂只能說明學者并未成功地將學院與公共生活聯系起來。這是知識分子的叛逆。為了彌補這一點，朱特花費其生涯一半的時間，盡其所能，用清晰的表述從事教學、思考和寫作，并且保持獨處。朱特對于知識分子的理解植根于這種孤獨感：遠離知識分子群體，不依附任何體系發表見解，根據事件或問題的事實進行判斷，而不被限制在某一既有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