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我理解作為一個真正的信仰者意味著什么，但是我同樣知道為了這樣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和不加質疑的忠誠，一個人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在二十歲到來之前，我曾經是一名猶太復國主義信奉者，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名共產主義倡導者，但最終我放棄了這些信仰
by徐江玲
2009年1月，某個周四的清晨，耶魯大學史學教授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照例踏上八點五十分由紐黑文開往紐約中央車站的列車，然后前往托尼·朱特(Tony Judt)位于市區的住所。到達之前，他會在附近的咖啡廳坐上十分鐘，整理思路，做些筆記，并用略微滾燙的熱水清洗雙手。大約十一時，朱特會在住所迎接他，斯奈德會伸出溫暖的手，握向朱特。然后，他們開始交談。
《二十世紀的沉思》就完成于無數個這樣的早晨，從2009年冬天一直持續到夏天。這種由談話內容編輯成書的形式并不陌生，譬如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Capek)的《與馬薩瑞克的對話》以及波蘭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我的世紀》，這素來是東歐學者的傳統。
談話時，朱特與斯奈德互不清楚對方將如何提問，也不了解對方會如何回答。他們穿過各自的心靈和記憶，在腦中找尋線索，通過出其不意的思想碰撞，展開對思想、歷史、政治以及道德困境的一系列討論。這些主題都是朱特生命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此時的朱特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病癥漸漸吞噬了他的身體，手臂、雙腿、呼吸、身體各部分以一種令人惶恐的速度失去控制。無休止地診斷和檢查，日日遭遇的生命危險，難以承受的沉重，諸多種種，還夾雜著憤怒、悲慟、絕望、害怕以及愛等情緒。朱特逐漸將自己蜷縮在一個透明的“殼”里，藏匿他每況愈下的身體以及被禁錮的頭腦。記憶成為朱特的唯一確信，因此他牢牢抓緊，視為救命線。“過去”變成朱特的思想之源，這是疾病唯一不能從他身邊帶走的東西。于是，《二十世紀的沉思》成為從他的封閉世界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透過它，朱特將自己的思想世界，展露于外。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本自傳體式的書。每一章都由兩部分組成，朱特的自述以及關于歐洲歷史和政治哲學的討論，涵蓋納粹大屠殺、馬克思主義、猶太復國運動及其歐洲起源、英國的例外論及法國的普適主義、歐洲及美國的社會規劃等等問題。重要的是，朱特在書中采取了鮮用的第一人稱的方式，將他的一生娓娓道來。
癡迷火車的英國少年
1948年倫敦，朱特出生于一個自東歐逃離至英國的猶太家庭，自小親歷戰后英國的艱難困境、巨大的社會流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朱特熱愛各種大眾交通工具。當提及50年代英國的綠色線路（Green Line）巴士時，他說，“是它們讓我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英國男孩，對我的影響并不亞于學校”。 朱特回憶，他并未從學校獲得一種集體身份認同感。從七歲一直到十五歲，他最愛的消遣活動，就是在臥室里讀書，或騎著自行車四處游玩，搭乘火車閑逛。他的學校就位于從維多利亞到滑鐵廬火車站的沿線，能讓人們想象出多種逃離路線。
甚至在《記憶小屋》一書中，朱特也無不詩意般地描述道，“我會把自行車停放在位于滑鐵廬一線上諾賓頓火車站的行李貨車里，然后乘坐市郊電動火車前往郊區?；疖囉崎e地往東繞行，來到舊倫敦西邊，再前往布萊頓，搭上當地的車抵達維多利亞或更遠達至卡利芬交匯火車站。這里畢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車線路交匯處，沿途足有19個站臺可供上下，我從這當中挑選回程的路線，自得其樂。長長的夏季里充滿著這樣的體驗。”
然而自70年代之后，由于資本主義的盛行，鐵路及教育等公共設施的自由化，諸多政府項目被削減，對公眾利益的關注逐漸降低。國家越富有，公共設施越破敗。因此他愈加懷念以前古老宏大的火車站，因為“(它們)賞心悅目，而那些機場，盡管建于百年之后，卻無一不破舊失修，丑陋不已。”這種公共交通工具的熱愛，正折射出朱特素來致力于公眾利益以及社群建設的思想，并為其籠罩了一層懷舊色彩。
對他而言，交通方式不僅僅是政治的一部分。鐵路的鋪設極大促進了我們現在所知曉的公共生活的出現：如公共交通、公共空間、公共設施和公共建筑等等。而快捷的四通八達的交通工具，不僅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帶來新的歸屬關系，不同的審美情趣，伴隨而來，還有對舊的世界觀的擯棄。公共交通系統曾將諸如朱特這樣的孩童與其所處國家的公共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如今卻逐漸衰落。在講述這個令人哀傷的故事時，朱特希望“（它）能啟發我們去思索，美國和英國這些國家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對此，朱特在《沉疴遍地》一書中指出，追求經濟增長已經成為國家和政府理所當然的目標，卻忘記了應有的職責：保障社會福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市場化經濟中，私有化并未帶來預想的效率，反而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然而民眾卻一味醉心于對自身財富的追求，遺忘了對道德義務和公共職責的追索。因此，社會空間被私有化割裂，無法凝聚共同的公民意識，導致民眾對政治的隔離與犬儒，公民與國家之間在公共空間中喪失了應有的鏈接。
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里，朱特曾與斯奈德提及，希望寫一本題為《火車》的書。借由鐵路，朱特想告知我們現代社交以及在過度私有化社會中集體生活的命運。畢竟，鐵路促使社交的誕生。令人遺憾的是，朱特的這一愿望最終未能實現。
幻想破滅的猶太青年
朱特的父母從未有意將他作為猶太后裔培養，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與眾不同。
十三歲時，朱特從他的父親、一位社會主義者那里，收到一份生日禮物——著名波蘭思想家、社會主義者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cher)對托洛茨基的研究著作。這是一種典型的猶太姿態：將個人與世界聯系起來，將一個以外來者身份出生的人，與更廣闊的周遭世界關聯在一起。
從十五歲開始，朱特就狂熱醉心于左翼猶太復國活動，并成為學生運動中的骨干。這對他有極其強烈的吸引力：曾經整整三個夏天他都呆在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基布茨。在前往劍橋學習之前，他又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呆在那里。作為一個忠實的信奉者，朱特說，猶太復國主義可以輕易地將猶太認同意識與政治理想主義連接在一起。而對大多數猶太人來說，馬克思主義又是同化的絕佳途徑。“它使猶太人視歸屬感的缺失為優點（而不僅僅是宗教歸屬感的缺失），并且堅持一種對每個希伯來學校的學生來說毫不陌生的推理邏輯”。
但朱特很快就對基布茨的生活感到失望。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幻想破滅，則是在1967年，他志愿當一名軍中翻譯，投身于“六日戰爭”中保衛以色列。他開始逐漸認識到，“以色列并不是一個社會民主天堂，天堂里有以農場為家的猶太人，他們只是恰巧成為以色列人而已，但卻和我一樣熱愛和平”。各式各樣的以色列人使以色列在朱特眼里變得陌生，而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卻變得更加熟悉。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持有一種固執狹隘的態度，對非以色列籍猶太人表現出一種共有的厭惡，輕蔑地稱他們“大屠殺后裔”，這些都讓朱特震驚。“我懷著這種理想主義的幻想前往，想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國家”，卻發現復國主義左翼，“對那些被踢出這個國家的人民驚人地無知”。
提及這段經歷，朱特曾這樣說道：“我理解作為一個真正的信仰者意味著什么，但是我同樣知道為了這樣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和不加質疑的忠誠，一個人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在二十歲到來之前，我曾經是一名猶太復國主義信奉者，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名共產主義倡導者，但最終我放棄了這些信仰。”
青春狂熱退卻之后，朱特開始對歐洲左翼運動產生興趣。在后來就讀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朱特早期的導師之一，以研究法國共產主義而聞名的歷史學家安妮·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曾是法國共產黨一員，支持蘇聯，后來因蘇聯入侵匈牙利，公開反對共產主義。她對共產主義的覺悟，又使朱特更加質疑左翼。“對朱特來說，伴隨最初對集體理想事業的熱情而來的是幡然醒悟。激情和質疑總在朱特的頭腦里進行著斗爭，而他自己也不斷在與自己的狂熱進行辯論。有人批評他前后觀點不一，但這正是一個真正的思考者所展現出來的思想軌跡：不斷與自己，特別是內在的激情進行爭辯。”知名評論家卜若馬(Ian Buruma)談及朱特時說，“直到停止呼吸為止，朱特一直都在思考。”
對法國的研究，讓朱特發現20世紀法國政治文化的失??；隨后，在70年代，因受不同文化的吸引，朱特前往美國，卻又目睹了美國致力建設理想社會諾言的落空。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行走，從馬克思主義的疆土到號稱自由民主世界，期間朱特的熱情和覺悟起起落落。但他自始至終都秉承這樣一個信念：政治是一項道德事業。
朱特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道德的，它不是建立于馬克思主義之上，它的根基是一種“具有鮮明19世紀晚期的特點，因所肩負改善公共事業的責任而帶來的文化自信”?！ ∫虼嗽凇抖兰o的沉思》書中，朱特試圖將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解決如今社會問題的良藥。他認為，作為“雜牌政治學”的社會民主主義，能將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夢想與資本主義的認識結合起來，并且能認真對待“民主”的部分。社會民主主義，“與其說他們是在尋找一個激進的未來，不如說他們是在尋求回歸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價值”。
“我們處在一個恐懼的時代，恐懼源于對未來的無知……”，朱特指出“我們害怕政府無法掌控我們所生活的環境，給我們一個可抵御外部世界的安全所在。所有的東西已經失控。”正是這種恐懼的復歸及它所引起的政治后果，朱特認為，給了社會民主主義“最強的辯護”：“它既能保護個人安全，不受到真實或虛假的威脅，也能保護社會的團結和民主不受到可能的威脅。”
保持孤獨的知識分子
2005年，朱特最重要的著作《戰后歐洲史》面世，此書讓他獲得了漢娜·阿倫特獎，也入圍了普利策獎；2008年，在美國《外交政策》和英國《前景》舉行的當代思想家百人評選活動中，朱特位于第四十五位；2009年朱特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了喬治·奧威爾獎；伴隨著學術上的成就，朱特在公共領域同樣敢于直言，他抨擊布什政府時期的政策，也對奧巴馬的妥協性有所預見。除此之外，朱特還非?？犊貙r間用于與年輕人的共處，不厭其煩地給予他們意見和建議，組織各種會議，為年輕人提供與學者交流的機會。
這些仿佛都給朱特貼上了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標簽，然而他卻并不喜歡這一詞。
在朱特眼里，這個稱謂只能說明學者并未成功地將學院與公共生活聯系起來。這是知識分子的叛逆。為了彌補這一點，朱特花費其生涯一半的時間，盡其所能，用清晰的表述從事教學、思考和寫作，并且保持獨處。朱特對于知識分子的理解植根于這種孤獨感：遠離知識分子群體，不依附任何體系發表見解，根據事件或問題的事實進行判斷，而不被限制在某一既有框架之下。
朱特解釋說，已經在某一特定領域擁有公信力的知識分子，在參與地方性公共話題時，不應僅局限于某一區域，應從更廣泛人群的利益出發。不然，那些政客和專欄作家都可以宣稱他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職責并不是簡單地提供關于事件的描述或道德層面的道理，而應“發掘真相并解釋其緣由”。“今天我們需要關心的是什么？”朱特在書中問道，“我們現在處于如此境地：作為知識分子或政治哲學家，首要目標不是暢想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是思考如何防止一個更糟糕的世界出現”。朱特認為，“那些善于描繪理想化世界圖景的知識分子，最不值得人們聆聽。未來幾代人捍衛并推進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衛并保護已有秩序、法律、規則及實踐成果——這是凝結著我們為實現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只有那些心系于此的知識分子，才是至關重要的。”
正是因為如此，在被病痛剝奪了獨處的樂趣之后，朱特更積極地出現在公眾領域。對他而言，留給他的時間太少。2008年，剛被診斷患病時，朱特仍然任教授一職，并主持研究所，他被公認為是一名歷史學家和作家。這些都曾與朱特向來的喜好背道而馳，與他素來標榜自己的“旁觀者”身份不一，但正是疾病讓他從一名旁觀者變為參與者。癱瘓之后，朱特仍在助手幫助下，口述完成著作并在《紐約書評》上陸續發表文章；2010年7月15日，朱特完成最后一篇文稿；32天后，托尼·朱特永遠停止了思考?！稌r代周刊》將朱特稱為“頂尖的歷史學家，具有傳統情懷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一名勇者”；斯坦福大學著名學者、歷史學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則認為朱特“擁有作為旁觀者卻仍投身其中的優秀傳統；是參與政治事務，同時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識分子”。
無論世人如何評價，朱特在離世前的最后一次采訪中，這樣描述自己：“首先我是一名歷史教師，其次是一位專注于歐洲歷史的作家；我還是一名歐洲事務的評論家；發表左翼言論的公共知識分子；最后我是一位偶爾加入美國有關猶太問題討論的參與者。”
by徐江玲
作者：托尼·朱特
出版社：Penguin Press
出版社：2012年2月
2009年1月，某個周四的清晨，耶魯大學史學教授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照例踏上八點五十分由紐黑文開往紐約中央車站的列車，然后前往托尼·朱特(Tony Judt)位于市區的住所。到達之前，他會在附近的咖啡廳坐上十分鐘，整理思路，做些筆記，并用略微滾燙的熱水清洗雙手。大約十一時，朱特會在住所迎接他，斯奈德會伸出溫暖的手，握向朱特。然后，他們開始交談。
《二十世紀的沉思》就完成于無數個這樣的早晨，從2009年冬天一直持續到夏天。這種由談話內容編輯成書的形式并不陌生，譬如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Capek)的《與馬薩瑞克的對話》以及波蘭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我的世紀》，這素來是東歐學者的傳統。
談話時，朱特與斯奈德互不清楚對方將如何提問，也不了解對方會如何回答。他們穿過各自的心靈和記憶，在腦中找尋線索，通過出其不意的思想碰撞，展開對思想、歷史、政治以及道德困境的一系列討論。這些主題都是朱特生命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此時的朱特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病癥漸漸吞噬了他的身體，手臂、雙腿、呼吸、身體各部分以一種令人惶恐的速度失去控制。無休止地診斷和檢查，日日遭遇的生命危險，難以承受的沉重，諸多種種，還夾雜著憤怒、悲慟、絕望、害怕以及愛等情緒。朱特逐漸將自己蜷縮在一個透明的“殼”里，藏匿他每況愈下的身體以及被禁錮的頭腦。記憶成為朱特的唯一確信，因此他牢牢抓緊，視為救命線。“過去”變成朱特的思想之源，這是疾病唯一不能從他身邊帶走的東西。于是，《二十世紀的沉思》成為從他的封閉世界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透過它，朱特將自己的思想世界，展露于外。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本自傳體式的書。每一章都由兩部分組成，朱特的自述以及關于歐洲歷史和政治哲學的討論，涵蓋納粹大屠殺、馬克思主義、猶太復國運動及其歐洲起源、英國的例外論及法國的普適主義、歐洲及美國的社會規劃等等問題。重要的是，朱特在書中采取了鮮用的第一人稱的方式，將他的一生娓娓道來。
癡迷火車的英國少年
1948年倫敦，朱特出生于一個自東歐逃離至英國的猶太家庭，自小親歷戰后英國的艱難困境、巨大的社會流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朱特熱愛各種大眾交通工具。當提及50年代英國的綠色線路（Green Line）巴士時，他說，“是它們讓我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英國男孩，對我的影響并不亞于學校”。 朱特回憶，他并未從學校獲得一種集體身份認同感。從七歲一直到十五歲，他最愛的消遣活動，就是在臥室里讀書，或騎著自行車四處游玩，搭乘火車閑逛。他的學校就位于從維多利亞到滑鐵廬火車站的沿線，能讓人們想象出多種逃離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