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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1-19
    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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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并不平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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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鄒波 去年年底,繼重慶市區發生出租車大面積停運事件后,各地出租車先后宣布“罷運”,以抗議不合理的份子錢和黑車的不公平競爭?!傲T運”風波在當地政府的強力介入下得以平息,但是積弊已久的出租車行業問題并沒有就此解決,“壞公司”、“壞制度”造就的利益鏈條依舊纏繞在出租車沉重的車輪上。

    2005年12月8日,重慶的哥楊孝明與其他7位同行一起開始申請成立“人民出租車公司”。

    成立公司第一步是去工商局核名,就像給仍在肚里的孩子——甚至是計劃懷孕時預期的那個孩子——起一個合法的名字。

    工商人員覺得這名字不順耳,卻又說不出有何政治不正確。而且申請人堅持第一選,放棄填第二選,第三選。

    出于善意,工商人員給楊孝明他們提供了幾個參考名字。楊孝明記不清了,似乎包含“昌”、“盛”、“金”等吉利的字眼,這些名字聽起來像明哲保身的油滑商人,一頭扎進既有的游戲規則就耍起來。

    但楊孝明未同意工商建議,工商最后還是同意了他的申請——畢竟只是批個名字。

    有了名字就可以依《公司法》進入公司籌備階段,“人民出租汽車公司籌備處”成立了,在籌備階段,首先要申請獲得行政許可的批文,然后就可以募集股金,召開股東大會,最后是登記注冊。

    他相信募集資金不是問題,因司機們都受夠了現有公司的盤剝,都希望能以平等參股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出租車公司,以區別于重慶現有的34家出租車公司。這34家公司有公有私,但公的也是層層轉包為私營,末端對司機的盤剝都是一樣。

    楊孝明說他在中國加入WTO那年就有人民公司的創意,但那時出租車司機對公司還沒有這么大抱怨,大家一團和氣,關心最多的是警察亂罰款和夜晚司機連環被殺等問題,而且當時人們也很容易將 “人民公司”這種股份制看成當時流行的民間集資騙局。

    “人民出租汽車公司”的模式其實很好理解,容易讓人聯系起新農村合作社:農民通過平等聯合入股成為法人,繞開公司的盤剝,成為自己的主人,直接去市場談價格,最大限度保護自己的權益;而“人民出租車公司”的司機則繞開公司,繞開小老板兒——也即繞開作為每輛車投資人的主駕,成為經營權的主人,平日里按勞分配,年底按股分紅。

    但各行業不可比,農產品市場一盤散沙,農民種田時高度孤立分化,本無一個既得利益系統,是自由市場狀態。而出租車行業與土地買賣一樣,是資源有限的國家規制行業,經營權可以囤積居奇,并有一個業已存在的尋租模式,難以動搖。

    目前出租車公司盤剝模式很清楚:公司吃主駕。出租車公司通過向主駕一次性收取4年營收預付款(此款4年合同到期不退,相當于買房的首付,羚羊車為4萬-11.5萬,天語車為8萬-11萬。在重慶,頭款也有多收一倍的,但很少如此,正如買房子一樣,更低首付會吸引窮人也舉債來投資當主駕)以及每月主駕給公司的板板錢(相當于月供,羚羊車每月7600-10800元,天語車每月至少10900元)盤剝主駕。

    公司僅每月返還司機700元的工資,每輛車公司支付三個人的工資,也有僅支付兩個人的工資。這個工資是2004年重慶將承包制改成“公司化”的產物,意在使重慶司機在與公司簽定的勞動合同里像上海司機一樣職員化。但實際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司化之后,司機貌似有了工資,但板板錢也就相應提高了。出租車行業有關利益分配的公司政策,無非是水漲船高的原則。

    同時,根據公司與主駕單獨簽定的責任書里明確表示主駕可以自行分配頂班司機的工資,這筆工資收入,很容易就被主駕侵占。

    “公司化是騙局?!睏钚⒚骺疵靼琢?,此時不少其他司機卻還盼著說“終于有組織了”。因此,楊孝明從2004年聽到風聲,就開始換公司,但逐漸任何公司都 “公司化”了,包括那些個體車——只要是出租車司機,他就無法逃脫這個系統。楊孝明也逃不脫。

    公司化之后,出租車公司每輛羚羊車4年就能收入約45萬元,而每輛天語車4年收入約60萬。以羚羊車計算 (重慶公司化之前全部都是羚羊車),承包制時公司每輛車4年收入才28萬。在重慶出租車低運費 (5元起步,3公里后跳表,每公里1塊2)20年不變化的情況下,這些增量收入完全靠司機們更辛苦的超時勞動得來。

    業內人士認為,取代承包制的公司化,其實是讓具有政府授權的公司重新將權利從個人手中收回。

    許多老司機回憶,實行承包制的上世紀90年代,不僅僅是司機經濟上最好的時光(因為盤剝小,他們輕松勞動,收入也遠遠超過國家單位的工資水平),也是司機之間的關系最好的時光(因為盤剝小,承包司機與頂班司機之間關系融洽,比如一個承包司機每月只需向公司交一千多元的管理費,板板錢最初是每天50元),甚至那時司機和公司之間的關系也不錯 (經常一起喝酒打麻將,并有更多的交流——比如評先進,如今則由于普通頂班司機與公司的疏遠、甚至從無往來,評先越來越成為主駕與公司之間利益交換的手段)。

    公司化以后的出租車公司變得陌生、猙獰——通過上述固定收入,提前得到成本 (許多公司是先拿到主駕的首付,然后再去買車),然后每月毫無風險地坐收利潤。它幾乎完全可以騰出手來做其他投資,管理方面也毫無壓力,甚至可以因為司機違章而二次罰款或者吞掉押金,對出租車司機來說,它就是皮包公司。

    被公司盤剝的主駕也變得陌生、猙獰——向下吃頂班司機。通過上浮頂班司機應給主駕的板板錢(公司化之后,頂班司機要交給主駕的板板錢由公司化前夕的310元漲到最低每天380元至400元不等)和克扣司機押金,克扣剛才提到的頂班司機工資、修理費以及不公平分配加氣費、不公平分配車損賠償,以及像提留燃油補貼等費用,將負擔轉嫁給下面的頂班司機。

    只有這樣,主駕才能稍有利潤,甚至才能不虧本。據個案計算顯示,在不克扣頂班司機工資以及其他補貼的正常情況下,某羚羊車主駕將每月虧本733元,某天語車主駕每月將虧本167元,只有吞掉頂班司機的工資,他們才能從頂班司機那里獲得額外的幾百元利潤。因此他自己也必須開一班。不仁的主駕就好像監獄中一起坐牢同甘共苦但難纏的大哥。

    而且,公司一旦面臨任何自上面壓下來的“降低盤剝”的行政命令,通常會首先想到轉嫁給主駕——讓主駕在不降低交給公司板板錢的前提下,自己拿錢補貼頂班司機。去年年底,重慶市政府責成出租車公司對頂班司機進行板板錢補貼——每天50元——一些公司采用的就是 “動員主駕自愿捐款”的方式。

    當然,主駕也可以私自將板板錢從每天440元提高到460元。羚羊車則可以將板板錢從每天380元提高到410元。這反而是比克扣更堂皇的做法。

    在鏈條的最末端是頂班司機中的頂班。他們往往來自農村,素質較低,實際上是司機中的農民工——這種名稱上“毫無必要”的歧視似乎使他們天然該得最低的待遇,什么都打了折扣,他們收入最少,往往開最多的白班(白班堵車嚴重,要獲得同樣的收入,必須搶活,甚至宰客,開亡命車)。

    一個頗能想象潛規則的老司機曾說:肯定有一個精算師和經濟學家的智囊,為出租車公司制定了這一殫精竭慮的分配制度,似乎是在最大化了公司利益之后,設計留下了5000元一月的剩余利潤,能滿足兩個司機的收入需求(在重慶算市民中的中等收入,但基礎是每天超時勞動)。實際上,公司的養老保險就是按照兩個人的名額發放的?!斑@是公司給我們留的余地。兩個人。如果是三個人、四個人分肯定不夠,不如商場營業員?!边@位老司機說。

    第三個司機因為在預算之外,就成了收入上的“黑人”,甚至沒有職員待遇。如果投資者自己不開車,他就成為名義主駕 (但他卻要在養老保險和工資上占一個司機的名額),那么甚至會出現第四個“黑人”司機,主駕可以愛找多少個頂班就找多少個頂班,這些頂班沒有職員待遇,甚至公司完全不認識,有什么事也不負責。

    “我的想法甚至不同于溫州模式,溫州模式將經營權公開拍賣給個人,雖然消滅了出租車公司的中間層,但維護的仍然是投資者——個體老板的利益,老板下面又會形成盤剝的小公司,對頂班司機這樣的無產者進行盤剝,”楊孝明說,“溫州模式,貌似激進,其實往下問仍是深淵?!?/P>

    楊孝明主張,出租車經營權應該以“平價”賣給開出租的司機(溫州則是公開拍賣,任何人都可以投資經營權,成為單純的食利者),一旦投資的司機不開了,出租車就應當上交經營權,這樣才能不至產生行業暴利,就好像經濟適用房的初衷一樣,只是為了安居,不能用來炒作。

    但楊孝明自認他的方法其實更中庸:他僅僅以股份制的人人平等的公司取代現在這些不仁公司。這種工會化的公司通過控制投資者的權力,制衡利潤分配的不平等趨勢。他在方案中實際上仍然保持了一車三個駕駛員的配備,但是他設想這三個基層司機具有平等的股份,平等的股東身份,同時每天按勞分配,年底分紅。當然僅從方案還看不出來如何能保障這種日常分配的平等,這必須通過新公司的實踐摸索。

    然而申請人民出租車公司的事情,除名字批了,幾年過去了,楊孝明不再有任何進展。實踐是空談。

    當時,在2005年冬天,楊孝明一開始就卡在行政許可的環節上——也就是出租車經營權的指標。沒有指標,募集了資金也只能凍結在銀行里。沒有指標,什么也干不了。

    指標由重慶運管局發放。楊孝明就去找該局,運管局沒聽明白就拿出一種表格——《出租車辦理業務申請表》讓他填,可里面只有申請經營權指標變更的項目。

    “但我是申請新指標?!彼f,他申請的內容有二:一是申請許可人民出租車公司進入出租車行業;二是經營權數量的許可,他需要2199臺車的經營權??跉夂艽蟆貞c除了公運公司、重慶市出租汽車公司這樣一兩家國有公司有1100臺車,其他私營公司最多只有幾百臺的規模。

    這些內容申請表里面都沒有地方可以填,只好寫在空白處。

    “我的想法很單純,我覺得重慶目前700萬人口,出租車才只有8000多輛,遠遠不能滿足需求?!睏钚⒚髡f,優化的分配方式,會立刻吸引更多的司機加入,帶動行業的改良,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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