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出租車新政不該與民爭利

新華社報道說，7月20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交通局、公安局通過媒體向社會公開《牡丹江市城市出租汽車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因對該辦法中涉及的經營期限、經營權出讓等問題表示不滿，當地部分出租車業主于7月23日起停運。

近年來各地出租車罷運事件時有發生，深層次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通過少數出租車企業對全行業進行管理，這種“壟斷性”造成國家、出租車企業與司機(業主)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司機生存壓力增大而引發矛盾。因此公司制一直是公眾批評并要求變革的對象，但這竟然正是牡丹江市政府欲實行的“新政”。據《新京報》7月30日報道，目前牡丹江市共有2705輛出租汽車，其中絕大多數是個體經營的，而且經營是終身制狀態，沒有明確經營期限，而“暫行辦法”提出要收回出租車經營權，現有營運期限要有償使用，退出也要由運管部門收購。當地出租車業主認為，這將極大侵犯他們的利益，遂有集體停運之舉。

走公司制的老路必然要增加利益分配環節，這實質上是與民爭利，變相掠奪出租車個體經營者的利益。而實行“新政”的理由，根據該暫行辦法，除加強組織化外，還為了防止個別人利用公共資源獲取個人利益，以及解決歷史上形成的經營權難以回收的問題。

但在我看來，加強組織化是為了便于政府“管理”，方便行“懶政”不是侵犯出租車主合法利益的理由。而出租車主擁有的經營權都是之前通過合法渠道取得，即使政府認為存在問題，也只能通過與出租車主談判來解決，談不成功就只能承認以前的政府行為造成的既定事實。政府如果欲以修改地方規定來改變現狀，并且單方面決定相關補償條件，則是對于公民財產和合法經營權的侵犯。

而牡丹江市罷運的特別之處更在于持續時間之長以及這期間當地政府的無所作為——據《新京報》7月30日報道，針對目前該市區部分出租汽車已停運，牡丹江市政府秘書長趙士元27日接受當地媒體采訪稱，政府始終主張對話不對抗，合理的訴求要通過合理的渠道、合法的手段來反映，反對個別人通過不正當手段達到個人目的。而實際上，直到7月29日晚，罷運持續七天之后，牡丹江市長張晶川才出面與罷運者對話協商。

當認為政府相關政策侵犯其利益時，極端者會將罷工作為最后一招，以破壞公共秩序損害公眾利益作為對其負有責任的政府的“要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出現了不受罷運“威脅”的政府是極為可怕的。畢竟罷運會給普通市民的出行帶來不便，而維護市民正常生活秩序是政府不可推卸之責任。不受罷運威脅，就意味著當地政府既沒有把出租車主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更沒有將自己的職責放在心中。嚴重一點說，簡直無異于玩忽職守，這種先把對手“涼一涼”的“談判技巧”不是政府可以用的。而我更不妨“惡意”猜測一下，當地政府是否希望事情拖下去的結果，是像廣州海珠橋那樣，因“跳橋秀”頻發，受影響的市民到最后譴責維權者多過指責政府，從而用利益受損者的“欺軟怕硬”來徹底打敗罷運這個“殺手锏”。

其實，出租車行業的利益分配是一個普遍的問題，除公司制的弊端暴露無遺之外，個體經營制也并不完美，如何加以變革和完善，全國各地都還在探索。因此出現問題本身并不可怕，關鍵在于政府在主動改革和被動應對中,是否將民眾利益放在首位，是否清楚公權力的邊界。從以上分析看來，主動用“新政”挑起矛盾并且不懼罷運威脅的牡丹江市政府顯然沒有做到。它似乎一點也不害怕其對罷運的“無為”會引發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我不知他們的自信何來。

當然，出租車主們是可以就征求意見稿發表看法的，直接罷運使他們處于被動的局面。但從民眾的現實經驗來看，類似事件中無論受影響的少數人如何強調自身的困難，總會有更宏觀、更冠冕堂皇的總體利益來壓制其聲音，征求意見的過程可能更是“說服”而不是“接受”。在一些地方，當公權力下決心推進某項行政行為時，少數人的阻擋是不值一提的。這可能是促使當地出租車主在未窮盡所有利益表達渠道前就選擇罷運的原因。

要改變出租車主的這種思維慣勢，恰當的做法是在起草暫行規定前，就通過雙方談判找到利益平衡點，再正式成文征求整個社會的意見，而不是將出租車主作為政府治下的“小民”，作為自上而下征求意見的對象。要能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落實出租車主的相關權利，讓他們通過其代表與政府談判，由雙方的博弈達成真正的和諧與穩定。這當然并不容易，卻是我們的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文章來源：09年8月2日   《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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