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4)

3.4  邊緣政治的鼓動者與地方歷史意識的重構

毛澤東在建立一師學友人際關系網絡時，充分利用了湖南人遺留下來的地區性歷史意識，并以之作為區分自身組織與以往政黨政治勢力的中介手段。他始終把湖南視為一個十分孤立的政治與文化區域，并明確主張湖南作為一個政治單位應該和北京脫離關系。因為民國政治猶如清末一般已經壞透：“我看此際尚未壞到極處，我們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壞度，卻盡可不必替它減少壞度，我們最好采不理主義?！闭尾皇强梢圆徽?，但值得談論的是地方政治而非中央政治，“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大略觀之，以上論調與“五四”核心圈對政治的厭棄情緒幾乎沒有什么兩樣，可是毛澤東話里行間的深意，并不在于對“中央政治”的疏離，也不在于對舊式政黨政治的抨擊，而在于談論政治應有一個十分清晰的區域界定，“吾人主張‘湘人自決主義’，其意義并非部落主義，又非割據主義，乃以在湖南一塊地域之文明，湖南人應自負其創造之責任，不敢辭亦不能辭”。也就是說，只有據以湖南之地，“自治”才有可能發于先聲，達致成功。毛澤東這份自信源于湘人獨特的歷史情結，源頭可溯至晚清亂世煙云造就的文化積淀，而并非簡單的政治功利選擇論所能解釋。

4.2  個人修養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如果繼續身份認同的角色觀察，“五四”時期的毛澤東基本上不認同于“五四”核心圈中有歐美訓練或世家背景的教授們所構成的新“士林哲學”，這套“士林哲學”大致由以胡適為代表的強調原子式個人價值的自由主義傳統，和與文化托命為目的的新保守主義為基本構造。毛澤東終其一生幾乎都在拒絕認同于近代以來形成的專門化精英教育，頑強抵抗著現代化機器制造出來的各種肢解中國基層區域傳統的制度化體系。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知識傳統是一種公共社群的產物，教育是整個社會實踐程序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是不應該被精英化的。與之相關，學校教育如果不與家庭、社會的改造相勾連，就會產生兩種問題，一是由于家庭之人無知識，學生在學校所得到的知識就會“一則被融化于家庭，造成一種孝子順孫新舊雜糅之鄉愿。一則與家庭分張”；二是社會中的分子無知識，在校學生同樣會“或為所融化，或與之分張”。結論自然是：“故組合改良學校教育，而不同時改良家庭與社會，所謂舉中而遺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泵珴蓶|的這一思路比較吻合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無政府主義正是試圖通過摧毀制度權威，改變個人習慣以重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其區別僅在于毛澤東沒有把這一觀點推至極端，以至于達到取消國家設定的現代化目標的地步。有證據表明，毛澤東在北大居留的短暫時間中也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特別是其中通過個人習慣的改觀達致社會生活方式變化的理論。但是如果細究毛澤東早期思想的深層脈絡，地方歷史資源的滲透還是相當重要和明顯的。

4.３  地方性責任倫理與社會組織的建構

總結而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后五四”邊緣群體的崛起，逐漸改變了“五四”時期原有主流思想的壟斷格局。同時，邊緣意識的形成與拓展，通過世界范圍的社會革命潮與區域傳統的喚起相結合，為邊緣知識群體抗衡“五四”核心圈的學院派文化啟蒙意識形態積累了相當深厚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網絡力量又通過高度同質性的社會組織得以強化，最終使區域意識放大為足以和主流思想抗衡的強勢力量，歷史傳承的影響與文化論辯的功能也漸漸為無孔不入的組織力量所替代。由此為契機，“五四”啟蒙的路向被徹底轉換了。

最后需要略加辨析的是，作為“后五四”時期邊緣代表人物的毛澤東，其思想發展的前后變化異常復雜，其前期一度受陽明心學的影響，傾向于以個體為本位處理社會問題，但這種個體本位哲學與近代自由主義哲學并無關聯，其終極目的是確立個人在具體的社區網絡而不是籠統的國家理念下的位置。同時應予注意的是，毛澤東身處邊緣位置和進入權力中心之后的思想表述是完全不同的。在邊緣地帶，他往往表達的是借重地方歷史資源形塑自己反“五四”核心文化討論之形式主義策略的形象，強調以社會資源作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緩沖力量；進人權力核心后，則突出強調個人、社會與國家的一體化取向，強調社會與個人對國家整體目標的服從。當然，這一取向仍與其早年形成的融家庭、學校與社會為一體的激進主義思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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