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2)

正文選讀

1.3修正途徑：“五四”敘事的“社會史化”

“五四”思想的復雜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的產物，同時也是對政治改革失敗的背叛?！拔逅摹边\動固然由新潮知識分子發起，但其變革的初衷基本可以說是脫胎于對晚清民初政局的思考。民初首要問題是如何面對清朝滅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國體政體，知識分子的眼光此時也只能聚焦在如何建立現代政治黨派以應對上層變革的緊迫要求。但當時軍閥交替主導政權的結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滅，短短數年民初知識人中就已累積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機?！拔逅摹边\動的爆發從廣義上說就是對民主政治改革深陷危機狀況的一個回應，巴黎和會損害中國主權不過是內部政治變革連遭挫折的一個折射反映。民初政治改革的失敗誘發了知識分子對民族國家建設由憧憬幻想到絕望厭棄的悲觀情緒。正逢此焦慮時刻，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本來被奉為學習榜樣的西方國家內部出現嚴重的勞資糾紛與貧富分化現象，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崇拜心理發生動搖，與上層“國家”改造相對峙的“社會”變革概念日益滲透進知識界并迅速擴大其影響力。民初知識人有一個從迷信國家制度的創生能力到崇尚“社會”改造思想的轉換過程。

1.4對“社會”的認知與“五四”知識精英的行動方略

其實，“五四”時期活躍著一批邊緣知識群體，這批人沒有如“五四”核心圈那樣顯赫的留學經歷和名牌學堂的出身背景，卻逐漸在邊緣地區集聚起了不小的輿論和行動能量，最后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革命的歷史走向。稍加注意，我們就會看到，從“五四”到“后五四”階段，知識群體一直呈現一種“核心—邊緣”的不均衡分布狀態，最初是一批辛亥的老革命家在厭棄民初政治變革失敗的悲觀氣氛里開始轉向了文化討論，一批留學歐美的知識人隨之把“五四”運動烙上了“思想文化運動”的色彩，他們以北京為中心，活動位置處于“五四”的核心地帶。無政府主義者在“五四”運動發生的一段時間內則一直游離在邊緣的位置，“社會革命”成為時代主題后他們才漸趨活躍。但由于其對“社會”內涵的理解混亂不清，導致其組織新型社會的行為缺乏可操作的實踐功能，最后難免流于失敗。而另外一批身處核心圈外的知識人則開始在邊緣地區集聚起了力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湖南第一師范群體就是“五四”知識圈輻射范圍之內最外圍的網絡群體。

為什么說，這批人身處“五四”輿論圈的最外圍呢？理由是毛澤東一直與“五四”核心圈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因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和文化資本，毛澤東無法加入核心話題的討論，而是采取了冷眼觀望的態度。除了北大短暫的圖書館員生涯之外，毛澤東與“五四”運動的關系恐怕僅反映在他發表于《新青年》雜志上的《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毛澤東于此文中強調“精神訓練”與“身體鍛煉”之間的關系，認為“身體”與“知識”之間若發生關聯，必須經過艱苦的“體育”訓練才能實現。因為過多突出了行為實踐對心靈改造的范導意義，這套論述與“五四”核心圈單獨強調“倫理革命”的突出作用和個人覺醒價值的主流話語并不合拍。同時，文章的主要論點來源于中國的思想傳統，如采納清初士人“經世”實踐的方略，卻批評近代新式學堂教育中把“體育”形式化的模式，等等，更是不合時宜的論調。

既然缺乏“五四”核心精英的留學背景和高等學歷作為文化資本，毛澤東轉而采取發掘地方歷史傳統的方法以編織自身的身份網絡。他的基本思路是，以湖南區域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特殊位置和貢獻作為凝聚知識團體和組織社會動員的基本資源，比如他特別推崇如下史實：湖南從以往默默無聞的荒蠻之地通過平定“洪楊之役”一躍成為舉足輕重的區域，曾國藩等人就是利用親屬師友網絡來強化湖南人注重實踐的行事風格，此風格強調“知識”必須從躬行踐履的政治行動中得到驗證，否則必定勞而無功，從而為湖南邊緣知識群體在“五四”時期爭奪輿論位置提供了近代歷史依據。毛澤東早年參與“湖南共和國”獨立運動即與這種地方性的歷史情結常糾葛于胸中不無關系。青年毛澤東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比如他在岳麓山舉辦過“新村實驗”，但毛澤東最終選擇的行動方略顯然與無政府主義有了很大區別?！拔逅摹睍r期出現了許多形形色色的組織，也有不少打出了實現“社會革命”目標的旗號，卻多在具體行動時不時表現出個人主義式的意氣用事，在各種理念的設計上過多依賴于西方的原創思想，卻很難與中國之實際狀況接榫，故總表現出幻想大于實際的虛夸狀態。

要謀取“社會革命”的成功，顯然不可以僅憑個人主義的書生激情論辯，而是必須以個人網絡的聯系為基礎，最終要超越個體的層面進入到高度組織的程序之中方能成事。加入其中的人必須受到超越個人之上的戒律和理想目標的強力約束，才能付諸有效的革命行動。當時“五四”的眾多社團中沒有一個組織符合這個要求，可能唯一一個例外就是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靶旅駥W會”的構成具有高度的同質性特征，會員均來自湖南第一師范，他們共享著近代湖南憑借對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實踐取得成功的歷史記憶，形成了獨特的地方責任倫理。不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極度厭惡各種類別的政治行動，“新民學會”不排除通過政治手段爭取社會平等和廣大民眾利益的實現，甚至不排除借助暴力手段。這樣就和馬克思主義具有廣泛世界意義的意識形態原則和組織戒律建立起了聯系，從而又能使之超越地方歷史意識和個人網絡的局限，在更高的準則上確認自己的奮斗目標。

“五四”知識人吸收的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是以消滅家庭作為“社會改造”手段的，這條路徑被社會主義者延續了下來，他們形成的共識是，中國基層社會的原有資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須徹底加以摧毀。其實，歷史經驗證明，“社會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鄉村的文化基礎是否能夠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轉換。因此我以為，“后五四”時期彌漫開來的“社會革命”風潮，其要義不在于遏止了個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徹底阻斷了鄉村文化再生的渠道，這才是“后五四”時期發生的最大悲劇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