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3)

1.5  余論：“社會革命”得失談

一些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同樣意識到，現代官僚機構和教育體制對人性具有壓抑作用，比如毛澤東畢生都在批判現代學校與社會的隔閡不通，一生都想實現“社會”與“學?！毕嗤ㄏ嗳诘膲粝?。這讓我們聯想起當年他的鄉先輩左宗棠任書院教習時，不在屋內授課，反而跑到山里實地演練攻守進退之戰法的軼事，可見其思想與湖湘經世派有著多么微妙相似的淵源關系?！拔逅摹鼻昂?，毛澤東曾親自試辦自修大學、夜校、新式私塾等機構進行教育試驗。1949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在學校里增加了務農務工課程，直至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均成為毛澤東持續打通學校與社會之隔閡的不懈嘗試。高等教育的專門化與社會知識吸取途徑的日益脫節成為毛澤東一生自青年時代起就揮之不去的夢魘。

問題在于，毛澤東的教育改革方略是建立在科舉制的廢墟之上的。在我看來，科舉制實際上是一個溝通上層體制與底層社會的篩選機制，一部分成績優秀者如舉人、進士被提升到官僚階層職掌上層政治事務，另一部分秀才、貢生等則被沉淀到基層組織網絡中擔當民間事務的協調人。這兩部分人又分別承擔國家的行政和地方自治事務，上層以官僚行政機構為依托完成職責，下層則以宗族等組織為基礎行使職權，依附在宗族系統之上的所謂“士紳階層”就像一條基層組織的輸血管，通過科舉功名的認同網絡相互連接起來，構成一種上下循環的良性系統。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鄉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才相對均勻地散布在地方上，成為基層建設的支撐力量。費孝通先生和潘光旦先生曾分析過915個清代貢生、舉人和進士的出身，發現他們從地域

分布上說，52.5%出自城市，41.16%出自鄉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鄉之間的市鎮；從省份上看，直、蘇、浙、魯、皖、晉、豫7省，鄉項百分比超過城項的有魯、皖、晉、豫4省。這些數字說明科舉制的運轉把大部分人才都留在了鄉村。這些人物中父親已有功名的和父親沒有功名的比例，城鄉雙方幾乎相等：城方是68︰32，鄉方是64︰36，說明士紳即使躍登龍門后也多能返本歸根，回到地方效力，再繼續培養人才?？婆e實際上不僅為官僚系統提供人才，還通過循環作育的環節，為草根社會籌備人才。所以費孝通認為中國士大夫對于地方事業的負責程度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中間階級為甚。

清朝滅亡后，科舉制隨之被遺棄，輸血管被強行阻塞，這套上下貫通的循環系統也隨之不復存在，不過在辛亥革命之后，盡管科舉制被取消，但基層系統的大部分組織至少在形式方面尚保存完好，沒有完全遭到破壞，也就是說作為“社會”的根基，其能否生存還有轉圜的余地，問題在于地方組織如宗族作為輸血樞紐的地位能否得以保留，成為社會變革是否合理的關鍵。然而，歷史卻走向了反面，在基層起著運轉樞紐作用的家族體系在“五四”時期被一致視為攻伐的對象，從無政府主義者的“家族有罪論”到社會主義者如毛澤東的“四大枷鎖”論，都把家族列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吧鐣锩币欢瘸蔀椤凹彝ジ锩钡耐x詞，在狂飆突起的社會革命浪潮中，“家族”、“宗族”以及士紳階層等都是首先被掃除的對象。

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對待鄉村傳統的態度上是一致的，國民政府致力于“上層政治改革”，對基層網絡包括士紳社會關系抱有維持現狀的態度，還試圖維系其原有功能，比如人們至今還津津樂道民國的內閣總理唐紹儀在辭去總理職務時跑到自己的家鄉香山縣做起了縣官。一些知識精英也主張保留鄉村中的家族制度作為變革的基礎，比如潘光旦就曾比較“民族意識”和“家族意識”，認為“家族意識”的發展不是弊端，甚至說真要有強有力的民族意識，非先有適當的家族意識不可，真正的民族意識是以家族意識為張本，而脫胎于家族意識的。潘光旦進一步論證說：“所以我們目下所求的，決不是家族意識和家族意識所由培植的工具的革除，決不是以民族意識完全代替家族意識；而是家族意識畸形的修正和這種工具的利導與限制，使不再教家族意識走上畸形發展的途徑。宗祠的制度在農村中心的社會里，自有它教育的、倫理的、經濟的效用，應在利導與限制之列，而不在取締與革除之列?！?/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