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和融資制度的改革很快就顯現出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在收入分配上的利益沖突。盡管試點擴大到了更多的企業和部門，但是向企業擴權給國家財政收入上帶來的壓力還是很快暴露出來了。例如，《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版）的數據顯示，國有企業提供的財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億元，下降到1979年的923.62億元，到1980年則下降為889.58億元。1978～1985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和居民儲蓄之間的分配格局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家控制的財政收入相對于民間儲蓄也在不斷下降中。1978年的時候，居民儲蓄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8%，而到了1985年，這個占比已經上升到了86%。  
　　在這里我特別要指出的一個與國民收入分配相關聯的問題是，國有企業利用信息上的優勢不斷擴大了自己的收入份額，并把大量的贏利轉化成了工資獎金的分配。中國的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叫做“工資侵蝕利潤”。這一時期，不僅國家的財政開始出現了赤字，而且工資收入的增長很快推動了社會零售物價的上漲，使經濟在改革開放后首次面臨了顯性的通貨膨脹的威脅，由于國有企業工資收入超常增長引發通貨膨脹的現象在1993年之前一直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進程，它儼然成了一個不得不與向地方政府的分權以及國有企業的微觀行為不得不聯系起來的特定的宏觀現象。在本書的“巴山輪會議”一章中專門介紹了經濟學家對這個時期的宏觀經濟形勢和通貨膨脹的形成機理所做的不同的研究。

   其實，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的試驗和推廣很快就暴露出新的問題。除了以上我們提及的問題之外，地區間的相互封鎖也開始形成并蔓延。地區封鎖的最典型表現是地方政府阻止當地的資源流出。這些做法在媒體報道中被形象地描述成“煙葉大戰”、“羊毛大戰”和“蠶繭大戰”等。對于出現的這些地區封鎖問題，國務院于1980年7月1日和10月17日先后發布了《關于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和《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兩個文件，希望能通過企業之間的橫向經濟聯合來鼓勵企業的專業化和分工趨勢。這樣的想法在今天看來顯得十分幼稚，但作為一項政策卻一直執行到20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1986年3月國務院還繼續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足見中國企業之間的所謂橫向經濟聯合受到政府重視的程度。  
也就是在1986年6月，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聯合上海市政府協作辦公室、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溝通組織了一次為期一個月的關于上海工業企業橫向經濟聯合的大規模調查。調查發放了3 342份企業問卷、走訪了220家企業，涉及5大行業。調查的成果最后匯編成書，以《企業改革與發展新路：上海工業企業橫向聯合調查報告集》為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我記得很多年之后，日本東京都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村上直樹博士來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拜訪，提到他們發表在《比較經濟學》雜志上的文章曾引用該調查報告時，在座的報告負責人和參與者方深知該報告的學術價值。

   總之，1980年前后，以“放權讓利”為特點的改革的確引發了不少經濟問題。當時國務院認為：我們是在總的體制沒有變動的情況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牽扯很大，如果不解決新矛盾，就前進不了，甚至已經改了的也鞏固不住。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在國有企業的體制沒有變化的前提下，這個自下分權的改革必然造成國家與企業之間的“激勵不兼容”，這樣的放權讓利到最后可能葬送改革。類似的風險在前蘇聯和東歐的局部改革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西方的經濟學家后來把這種單純地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實行分權的改革做法叫做“改革陷阱”。后來，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反思這一過程時也說過：“把傳統體制的弊病歸結為權力過分集中，是一種膚淺的論斷；權力高度集中乃是用行政計劃配置資源的必然要求。企圖以‘放權讓利’來實現經濟運行狀況的根本改變，是決不會收到效果的?！?/P>

   即使當時面臨向企業和地方政府分權所產生的風險，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還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80年4月9～19日，國家經委在南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并決定繼續搞好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會議決定把地方企業擴權試點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特別要求選擇少數礦山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根據蕭冬連教授提到的數據，到1980年6月，試點發展到6 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占60%左右，利潤占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試點企業利潤已達到80%以上，北京已達到94%。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頭去評價這些單純面向地方和企業的擴權改革，不難發現其內含著的深刻矛盾。這個矛盾就是分權和擴權試驗與計劃體制之間的矛盾。在整個經濟計劃體制完整保存不變的前提下，微觀的改革試驗和激勵改善只會導致經濟的其他方面更大的扭曲，并在宏觀總量層面上持續產生嚴重的不平衡，特別是頻繁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據發表在《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1年第182期上的研究文章透露，微觀與宏觀的嚴重脫節現象也被1980年第一次來中國訪問的聯邦德國經濟學家古托夫斯基覺察到了。他認為，中國在擴大企業自主權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自由市場發展很好，改善了居民的供應。但他憂慮，中國在微觀經濟方面進行的試驗太多，如上繳利潤、利潤留成方面；企業各自為政，存在著無政府主義狀態；在宏觀經濟上看不到完整的規劃，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觀經濟方面的局部試驗和宏觀經濟之間有什么聯系。1981年9月14～15日，古托夫斯基應薛暮橋先生之邀第二次訪華時，就中國經濟改革和財政金融問題提出了咨詢意見?！督洕芯繀⒖假Y料》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很受經濟研究人員歡迎的學術刊物，但它并不是公開出版物。在我的印象中，它發表的文章多以調查、資料和背景報告為主?，F在很多大學的圖書館里已經不容易找到過去的這些非公開出版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