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錯”的開始

其實，從改革的政策和決策來說，國有企業才是第一個改革的目標領域。在有關農村經濟的文件中，并沒有真正出現過“改革”的字樣，其內容也基本屬于政策調整的范圍。而且農村耕作體制的變革本來就是農戶的一種“自發秩序”，帶有自下而上演進的性質，還算不上“改革”。從很多已披露的文獻判斷，中央政府的決策層在醞釀和試行改革時，選擇的突破口恰恰是工業企業的管理，辦法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梢哉f1978～1980年，改革的焦點一直放在擴大企業自主權上。只是這個突破口的選擇并不是很成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學學者蕭冬連教授在其文《國有企業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提到了這個看法。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之后，中國的國有企業部門實際上正處于人心渙散和管理混亂的局面，這一點從著有《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編年史：1978-2005》的章迪誠先生提供的數據中可略見一斑。盡管1978年國家的基本建設有雄心勃勃的計劃安排并且撥款較上年增加了40%，但全國1/3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秩序卻依舊不正常。其中，全國重點企業主要工業產品中的30項主要質量指標中有13項低于歷史最好水平，38項主要消耗指標中的21項沒有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國有工業企業每百元工業產值提供的利潤比歷史最好水平低1/3；獨立核算的國有工業企業虧損面達到24.3%，虧損額達37.5億元。 
　　在計劃經濟時期，改善企業的生產和管理一直是令計劃者頭痛的問題。有資料顯示，1977年11月，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要點》和《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三十條”）兩份文件，就主要涉及到了工業企業的生產和管理體制問題。當時頻繁派出政府代表團出國考察，了解和介紹國外工業企業管理的經驗也成為代表團的一個重要的使命。據經濟學家房維中先生回憶，1978年6月30日，華國鋒同志在聽取谷牧訪問歐洲五國匯報后說：“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些好經驗值得借鑒?！?/P>

    1978年7～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提出實現專業化、發展合同制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賦予企業必要的獨立地位，讓企業根據所需，主動地履行經濟核算，增收減支。此次講話代表的顯然是一個壓抑了許久的思想。它發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先聲，使得“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歷史起點。  
　　1978年10月底，國家經委又組團訪問了日本，回國后考察團的主要成員袁寶華、鄧力群、馬洪、孫尚清等再向李先念同志匯報。李先念非常認同搞好搞活企業的重要性。而要把企業搞好，當時的看法就是要擴大企業自主權。經委組織赴日考察團向國務院提交了《日本工業企業管理考察報告》。據說，這份報告經余秋里和康世恩的批示印發下去，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選擇六家地方性國有工業企業下放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權利。這六家試點企業分別是：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和南充絲綢廠。試點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年終完成計劃指標之外，一是允許企業提留少量利潤，二是給職工發放少量獎金。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一改革的分量實在微不足道，但在當時無疑是一次“破冰之旅”。

    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綜合規劃局局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究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教授在2004年9月20日出席新浪財經舉辦的“國企產權改革與社會公正”沙龍時曾回憶了早期的這段經歷。他說：“1979年，中央專門組織100多人的一個調查小組，總結過去改革的經驗，當時計委、經委必須都是老一點的同志參加。從調查的結果得出一個結論，現在看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國有企業的問題看來不在原來說的中央管得過多，還是地方管得過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種行政管理，如果要解決企業的問題，搞活企業，必須適當地建立企業自主權。從這時開始提到自主權了。究竟怎么拿到自主權呢？當時開了很多的座談會，和企業商量。企業就說我要自主權，但我現在最缺自主錢，希望你們給我錢。大家既想搞活企業，又想讓企業擁有自主權，但是給自主錢國家財政不答應。后來商量能不能實行利潤分成制，預算的錢不能給，只能分一定的計劃外的利潤給企業。但是，由于財政的任務很重，需要100%交給國家，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能達到10%的很少?！?/P>

    楊啟先教授所說的這個結論實際上早在1961年就被經濟學家孫冶方提出來了。孫冶方在1961年后多次提出，經濟管理體制的中心問題，不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而是“作為獨立核算單位的企業的權力、責任和它們同國家的關系問題，也即是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問題”。 
當然，他的這些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重視。1978年夏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研究所在薛暮橋的帶領下曾到江蘇進行計劃管理體制調查，同年的7月24日，寫出了《關于計劃管理體制的一些意見》，指出現行計劃體制的根本缺點有兩個：一個是條條與塊塊的相互分割，另一個是國有企業沒有機動的權力。這樣的體制割斷了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用報告的話說：“企業與企業不能自由結合，兩個企業能夠商量解決的事情，必須分別層層上報，請兩個領導機關協商批準，許多一天半天能夠解決的問題，往往要拖延幾個月?！?nbsp;《意見》提出，改革計劃管理體制，不僅要解決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矛盾，還要解決行政管理與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之間的矛盾；不僅要擴大地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擴大企業的權力，發揮企業的積極性。 
　　1979年年初，四川省委批轉了省經委黨組《關于擴大企業權力，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批準對四川化工廠等一百家企業進行更大范圍的擴大自主權試點。四川大型國有企業改革試點的成功為中央政府開啟國有企業改革的決策全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79年5月25日，國家經委、財政部、對外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物資總局、國家勞動總局六個部門聯合發出通知，確定在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內燃機總廠、北京清河毛紡廠、天津自行車廠、天津動力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柴油機廠、上海彭浦機器廠等八家企業進行企業擴權的試點。 
　　為什么四川省率先進行了國有企業擴權的試點呢？簡單說來，似乎應歸功于當時四川省領導班子的務實作風。出于戰略的考慮，四川作為具有防御戰略地位的西南大省，政府在四川建立了數量非常多的國有企業。在我的書房里，有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書，叫《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在這本書里，我們可以發現，四川實際上是1964年毛澤東提出要進行一、二、三線戰略重新布局和抓緊西南“三線”建設工程的重點地區。根據馬泉山在《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中提供的資料，“三線”建設的最初想法來自毛澤東。毛澤東在1964年前后集中地講了他的備戰思想和中國工業的再布局戰略。他特別強調，當時的工業都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不利于備戰。他說，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遷到內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要建立起自己的后方基地。他還說，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里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集中在鐵路（川黔、成昆、貴昆、襄渝、湘黔等）、鋼鐵（攀枝花、酒泉、武鋼、包鋼、太鋼等）、煤炭（六枝、水城、盤縣等）、電力（映秀灣、龔嘴、劉家峽、夾江等）以及石油、化學和機械（以四川和貴州為重點）等。在那里，建設起來了許許多多的大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