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6件依法懲治金融領域職務犯罪典型案例，其中2件直指信托從業人員。隨著李某、徐某“合作經營”型受賄案、曾某受賄并違法發放23億余元貸款案等細節披露，多起此前已進入司法程序的信托案件被重新聚焦，業內合規自查明顯升溫。

在此次典型案例中，某國有信托公司業務負責人李某和部門經理徐某，非法利用決策權違規將項目交由資質不合的第三方公司承銷。此后，兩人又以“合伙經營、利潤分成”為名，非法收受財物共計2866萬余元。其背后是一整套偽合作式利益輸送鏈條：一方面以“干股分紅”將渠道選擇權直接變現，另一方面通過超額代銷費，體外費用支付等隱性輸送，將本應進入國有信托公司賬內的收益分流至個人賬戶，本質上構成了對國有資產的侵蝕。

同批發布的曾某違法放貸案，則勾勒出信托資金運用環節的另一類高風險場景。

2017年至2018年，某國有信托公司副總經理曾某，故意幫助隱瞞某集團巨額民間債務，推動放貸共計23億余元，造成信托公司巨額損失，并收受好處費1790萬余元。案件最終被界定為“信托領域職務犯罪典型案例”，警示貸款審查與項目盡調環節任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都可能演化為機構性風險。

由點及面，反觀本次發布的6件典型案例，呈現出三個鮮明特點：

一是堅持依法從嚴，部分被告人受賄、挪用公款數額巨大，被判處死緩并終身監禁，彰顯金融反腐“零容忍”態度。

二是精準打擊新型隱性腐敗，對以“勞動報酬”、“合作經營分紅”等名義變相受賄的“旋轉門”、“合作經營型”受賄予以穿透懲處，讓新型腐敗難以遁形。

三是注重多領域覆蓋，既包括金融監管部門，也涉及銀行、信托等機構，體現出對金融領域職務犯罪全鏈條、各環節從嚴懲治的明確導向。

在典型案例之外，信托體系內更大體量的案件同樣正在司法軌道上推進。

近日，搜狐新聞報道，吉林省信托有限公司原副主任張巍因涉嫌貪污受賄、濫用職權，被檢察機關指控其侵吞財物數額巨大、濫用職權致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5月28日人民日報報道，光大信托原董事長閆桂軍，在任職期間違規放貸63.9億余元，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2.11億余元。相關案件向市場展示了信托腐敗風險從一線業務人員延伸至高管、甚至個別監管干部的“鏈條”。

更被業內視為“潛規則切面”的，則是2021年12月第一財經報道的多起圍繞“財務顧問費”的信托腐敗案。平安信托原負責人陳剛，在2012年至2016年間以“財務顧問費”名義向系列公司索取巨額錢款，雖然最終事情敗露，違法所得5.32億元被追繳，這一數字幾乎被業內視作信托腐敗“天花板”。公開裁判文書顯示，部分信托從業人員在高增長時期通過設立殼公司、簽訂“陰陽合同”等方式，從融資方長期收取高比例費用，個別項目綜合費率高達5%之上。

多位行業人士指出，從李某、徐某的“合作經營分紅”，到曾某、閆桂軍的違法放貸，再到陳剛們以“顧問費”包裝的利益輸送，信托領域新老腐敗手法已形成覆蓋項目獲批、渠道銷售、資金投放等多個環節的風險，直接侵蝕國有金融機構收益。此次兩高集中發布典型案例，并將“新型隱性腐敗”作為專門指向，被視為對上述風險閉環的一次系統性“穿透”。

在“雙高“案件持續曝光的背景下，多家信托公司已召開緊急專題會議，重點研討三方代銷業務的合規整改措施，重點核查是否存在"無資質代銷""費用倒掛""體外支付"等違規情形。

業內人士認為，在金融反腐與防范系統性風險一體推進的思路下，信托業正進入“最嚴合規期”，渠道資質真實可核，費用結構公開透明，將成為信托公司今后開展業務的底線。（文章來源：財聯社 楊斌 實習生 張澤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