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報 盤和林/文 探討我國的產業政策發展,不該指向“廢存之爭”,而是要從干預、限制競爭的“政府直接干預型”產業政策,轉向“強化市場型”產業政策。
11月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將舉行林毅夫和張維迎就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自8月底,張維迎和林毅夫就產業政策爆發論戰,張維迎呼吁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林毅夫則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必不可缺。
張維迎和林毅夫是我國兩大經濟學家,兩人的產業政策“廢存之爭”引發了社會的持久關注,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吳敬璉、許小年等經濟學家也相繼發表了自己的不同見解。
支持產業政策者認為,從世界經濟史來看,產業政策對推動國民經濟普遍增長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產業政策是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普遍采用的經濟政策,無論是工業化較早的英法等西歐國家,還是后進的德國、美國,產業政策都在這些國家經濟騰飛的各個階段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在政府主導下實現了持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被稱之為“東亞奇跡”,也為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即便是在奉行高度自由經濟的美國,經濟領域仍然有大量的產業政策。近年來,美國出臺了一系列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工業機器人等產業政策,以保持產業領先的地位。
不過,張維迎教授質疑的產業政策,更多是質疑“政府直接干預型產業政策”,而非“強化市場型產業政策”。張維迎、吳敬璉等教授質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挑選出最應該發展的產業、政府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問題、以及尋租腐敗問題”等問題,也確實是我國當前“政府直接干預型產業政策”的主要弊病之一。例如在汽車、鋼鐵等重要行業實行嚴格的準入政策,限制了民營經濟參與競爭,對全行業效率提升產生了負面影響;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過程中,過于使用財政補貼、稅收優化、低價供地等手段,導致了部分新興產業過度投資,造成了產能過剩等極大浪費。
日本被譽為產業政策最為成功的國家,但研究表明,通產?。ㄈ毡拘姓C構主體的內閣)并沒有對民間經濟主體實施有效并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策手段,產業政策只是從側面支援了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學者普遍認為,日本并沒有實施干預主義政策,而是通過市場經濟,實現了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
而美國的產業政策都是通過立法,以財政、稅收、信貸為間接工具來調控經濟,且獨立于產業政策,更多是作為市場缺陷的一種補救性措施。同時,美國產業政策基本上是圍繞技術研發而進行的,更多的是關注如何將一個新項目或新技術轉化為產品或商業化,以及提高產業競爭力進行的。
我國有些產業政策由于直接干預市場、替代市場與限制競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直接干預無效論”的情況。也正因此,竊以為,探討我國產業政策取向并不該指向“廢存之爭”,而是要從干預市場和限制競爭的“政府直接干預型”,轉向“強化市場型”,例如放寬微觀管制、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建立健康的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等,這也是這次張維迎、林毅夫產業政策之爭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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