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他提到的，比如說他對自由方面也好、社會民主的思想也好，他都是有一些批評，但是他提到是某些。換句話說，還有一些可能是在這個之外的。但是我個人覺得，有一個東西很重要，我們有沒有可能不但有自己堅守的立場，而且還有一個能夠找到已經在今天社會當中的共識。在2007年的時候，我們開了一個會叫做轉型期的社會公正問題與前景，當時我約秦暉寫文章，我當時跟他提議想請他寫一篇文章，他當時也答應了，實際上就是他置身于其中、作為其中一個非常積極的成員參與了思想的論爭。我說你可不可以把改革以來，包括像公平的問題、自由的問題，這些問題能不能做一個梳理，我們希望達到什么樣的目標呢？就是不管別人是不是同意你的觀點，但是他會承認這是一個比較客觀地梳理。任何討論和爭論應該在這個基礎之上進行，而不是從頭說起。當然，我們都覺得這樣的題目還是值得做的，秦暉最后還是拿另外一篇文章，所以這個工作沒做。
我提到這點，實際上是想說，我認為這個工作有重要性，而且共識網這些年做了一部分類似這樣的工作。當然，我想更多地提供一個空間給大家來討論。今天盡管很多論證里面會梳理對方思想的脈絡，但是我們一直缺乏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沒有真正地做尋找共識的這樣一個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工作，我們就很難做到像今天這樣的會，我覺得最理想的就是不同觀點的人都可以到這里來，大家能不能坐下來討論。這些年我自己的感受，我雖然參與的會不多，偶爾組織一些會是希望把大家組織到一起，就發現越來越困難，大家共同的語言越來越少，但是為什么不能找到中間性的東西？我覺得因為我們沒有做這個工作，我覺得至少有三個工作是要做的：
第一、完全把這些問題放在中國的語境里面討論，是因為我們這樣的一個討論，包括秦暉的討論，盡管我認為秦暉的討論是非常切合中國的問題的，但是很多的論述、很多討論要梳理這個脈絡的時候，有很多是放在西方思想起源的那些部分。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把我們的問題一部分地抽離出中國的語境。所以，當我在講完全放到中國語境的時候，是說完全把這個思考的對象、研究的對象放在中國語境里面來看。當然，他會有外國的背景、思想的背景，但是是完全放在中國語境里。我覺得這是第一步。
第二、要對這些思想有非常系統地梳理，要從正面去發掘共同的東西。比如說像秦暉的書里面，其實他做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在這里面去挖掘共同的東西。共同的東西是他認可的，但是他更多是拿這個東西和不同的思想之間進行辯駁。所以，更多是一種批評性的。我覺得第二步是說，在一個完整、系統梳理的基礎上，去正面發掘共同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東西不一定是大家都能夠意識到的，但是通過這種挖掘、通過這種建設性的重構，可能會把大家拉近。就好像你通過這種辨析可以把那里面的謬論揭示出來一樣，只不過這是要正面的工作。
第三步、我覺得特別重要，也是跟剛才錢老師講的呼應的，就是要有一種善意的、同情的理解，去從事這個工作。
所以，我很贊成錢老師剛才講的，你理直是因為你有一種理論上的自信、你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氣不能那么壯，就是因為你時刻意識到你的邏輯、你的知識、你的立場都是有可能有問題的，因為你面對的問題是非常復雜的。所以，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立場簡單化，我們會造成一種比較好的沖擊力，甚至一種宣傳的效果。
其實我在書里面發現若干例證，就是當你從主義和理論獲得一些具體問題的時候，比如說秦暉書里面提出的一胎政策的強制性，他覺得他可以考慮。比如說，國家新婚法的修訂里面當時有通奸罪，他堅決不能接受。比如說，有人問到秦暉老師過分地強調個人權利，會不會對道德造成一種傷害？他回答完全不是問題。我覺得這種具體的問題上面，我個人認為秦暉是有簡單化的問題。你么，你在面對學生的時候就很難說服，你面對思想更深入一些、或者成見更深的人，你更難說服他們。
所以，一種善意的理解、一種復雜化的思想方法，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才可以把大家的距離拉近，建立成共識。也許到那一天，堅持不同思想的人可以坐在一起討論。當然，這是說如何有可能做的，并不是說秦暉就應該做這個工作，我并不是說這本書沒有做這個工作，我只是說這是建立共識很重要的一步。秦暉通過以他的方式，為推進這種共識的建立、為找到這樣一種基本的共識做了很大的貢獻。
叢日云：秦暉老師在學術和思想領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面對國內一些重大問題的思想和思想界一些復雜問題的紛爭，我們總能聽到秦暉老師提供他的見解，他的見解總是非常獨到、非常有創造性，能夠讓我們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或者說沒有頭緒的一個問題，他的思想有很深的穿透力，把問題一下說得很明白。
這本書內容很豐富，我想就這個書的題目所表示的問題，就是主義之爭、左右之爭和共同底線的問題，我想談一些我個人微不足道的一些想法。左右問題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表達、是一種空間方位的樹立，來表達在政治斗爭當中、思想斗爭當中的一種分布。那么，這樣一種表達非常有用，所以全世界幾百年大家就一直用下來了。它沒有一個特定的內容，200年前法國大革命時候的左派和今天的左派，當然也有繼承性，但也不能說左派都有共同的內容，它的內容和主體在變，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個東西在不知不覺中變，原來的左派可能變成右派。比如說中國今天左右派概念也是相對而言的，假如說，我黨有能力把以賀衛方為代表的右派都給解決了，那左派又會分化出左派和右派。同樣，如果有什么條件的變化，左派不存在了，右派里面也會分化出左派，左派和右派又會在新的基地上展開競爭。
那么，怎么解釋這個現象？我覺得秦暉老師大量的文章中，他的分析注重的是經濟問題，并且焦點是經濟學界的爭論。他是一個水平的軸線，在經濟問題上出現左派和右派的爭論。那么，在西方實際上70年代以后，人們發現西方傳統的一個水平的軸線來區分左派和右派、極左極右、中左中右已經不夠用了，就是這個水平的軸線之外又出現了一個垂直的軸線。像西方比較有代表的就是密西根大學教授的一個研究，他70年代就說西方出現了一種新的價值觀，也就是由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由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價值觀轉變。作出這樣一個預言之后，他就開始著手定量地調查，他從70年代初到現在，由歐洲七八個國家，后來擴展到全歐洲，叫歐洲晴雨表，后來擴展到了世界40多個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大陸?，F在的面更廣，現在叫做世界價值觀調查，來跟蹤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那就是說，以往人們更重視經濟的安全、生存的安全、收入這些東西，70年代以后，西方人開始向后物質主義轉變，更重視清潔的環境、和喜歡的人一起工作、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休閑娛樂等等，把這些價值觀念的優先選擇，這些處于優先的地方并且越來越明顯。后來很多學者參加這個研究，已經追蹤了40年的變化。
傳統的西方左右派之分的焦點是經濟問題，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物質財富的分配，圍繞這些產生了階級的分化、階級的競爭。黨派之爭背后是經濟利益、是階級利益?，F在他就說，一種新的兩極分化的軸線出現了，是縱向、垂直的，它的交點是文化問題和生活質量問題。就是說，并不是說原來的不存在了，原來只有一條線，現在是兩條線了，現在分析西方的選舉的問題，就得同時考慮到這兩條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大家投票的時候，它的政治議題也發生了變化，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是后物質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他的價值取向變了。因為戰后長期的經濟繁榮，西方這一代人是在一個經濟安全、經濟有保證的條件下長大的。那么，在這種條件下經濟收益的邊際效益在遞減，就是說在人均收益三四萬美元這個水平上，再增加一萬美元對他的意義沒有原來大了，而其他的內容顯得越來越重要。
這種情況下，人們由生存價值觀轉向幸福價值觀，就產生了新的政治議題，產生了新的社會分化、產生了新的政黨。這些東西是西方一個新的趨勢，當然如果它的經濟發生了危機，比如說這些年經濟的惡化、物質主義的訴求有所回升，但是從長的過程來看，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這樣發展下去。這些注重新的政治議題，像環境問題、種族問題，歐洲是移民問題、婦女的權利和地位的問題、性別的角色和性道德的問題、離婚、同性戀、個人生活的問題、公眾參與的問題、新的政治抗議形式、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從而出現了新政治分化，按照不同的價值觀來投票，而不是按照經濟地位來投票，出現了新的政治軸線，就是這個縱向軸出現了，也出現了新的政黨，我們都知道綠黨就是這樣一個變化的產物。
所以說，不能再用一個水平的軸線來區分左右。西方出現了新的左派，載體或者主體也發現了變化，過去的左派比如是勞動人民、工人階級是左派?，F在不是這樣了，現在只有工人階級里面境況特別差的才是左派，很多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地加入了左派的行列，出于他的價值觀念，而不是經濟地位。要多說兩句，西方發生這個變化，使他在今天的國際社會競爭當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其實，這些年西方社會發生的一些危急從這里得到解釋。我用一句不太恰當的比喻，好比我們中國在宋朝的時候，中原地區農業文明發展得那么成熟，但是面對著契丹人、蒙古人競爭的時候，他就完蛋了。那么，今天西方人在走向后現代的過程中，他遇到的是像中國這樣的后起國家的競爭，他處于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這就是他危機的一個原因，西方文明面對的一個危機。我就不多說這個了。
秦暉老師的分析，談到我們中國國內就更復雜了。西方不是一個水平的直線，而是一個十字線。我覺得中國國內不光是一個十字線，能不能說成若干個十字線交叉、重合，有很多維度來區分左和右。比如說，從經濟角度來區分，經濟問題的爭議，像賀衛方就很難理解，從法學的角度恐怕不能這么區分，法學的左派和右派可能一頭是西方式的法制、或者現代的法制，一頭是比較傳統的人治。我們政治學的左和右也不簡單的是一個經濟問題，比較復雜。我想，左派和右派在中國核心的區別，能抓住核心的價值觀是什么呢？左派是國家主義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右派是個人主義，我覺得這是根本性的東西，它能捅起很多領域的分歧。比如說，我們知道像韓德強前段時間說的：大象走過去踩死幾只螞蟻又算什么。最近我聽一個著名的法學界的左派、學者曾經在某個場合講，要給希特勒平反，將來恐怕要重新評價希特勒。就是說，為了國家、為了整體、為了民族，那些我們都是可以原諒的、都是可以寬容的。右派恐怕就更注重個體的價值、尊嚴和權利。
那么，我們通常認為左派關注弱勢群體、強調平等。但是在中國，你不能說右派就都為權貴服務。你可以看，在中國社會，真正站出來實實在在為弱勢群體做事的反倒是右派，包括賀衛方這樣的大右派，包括那些維權律師在做什么。這些左派到底為若是群體做過什么？可能是切入點不一樣，右派是一個籠統的弱勢群體，要求國家解決這些問題。右派認為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是因為沒有權利、沒有個人權利的保障。如果這些弱勢群體有了權利，哪怕他有了選票，他就能從根本上改變。所以，西方自由主義一旦和民主結合起來，只要是民主資本主義必然走向福利國家、走向今天這一步，因為資本主義經濟上可以是弱肉強食的，但是政治上實行了民主，每個人都有他的選票，他就會用每個人手里的選票來改變這個東西。就是說，民主資本主義必然會走福利國家、走向今天像北歐那種民主社會主義。
那么，我們中國右派思路也是這樣的。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左派和右派在國際問題上、對外關系上顯然有巨大的分歧。剛才錢老師講的，我覺得民族主義問題也值得關注。在國內問題上的左派，大部分在國際問題上都是激進民族主義者，這個應該也有共同的思路，整體主義思維，還有后面說的一些因素是有關的。右派可能是持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立場、和平主義的立場，甚至希望通過改變國內的政治來解決國際上的麻煩、外交的麻煩。還可以講，中國的左派和右派還能看到一個區分，實際上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派，它也不一定有固定的立場。如果官府發生了變化，它也會跟著變，也許慢半拍，很快就會跟著變，政府干的都是對的、或者基本是對的。左派對權利的依附是很明顯的，右派與權力的對抗、民間的立場也很明顯。就是說，當政府解決了一些問題，右派會在新的基礎上繼續批評政府，讓他再去解決更新的問題，這個和對權力的態度、對權力的獨立性不同。
最后一個，左派和右派在中國，你可以看它的知識結構、思想觀念是不同的，很大程度上是對于官方長期的、有組織的、系統的那種宣傳教育，你能夠保持多大的獨立性。在這個上面能區分開。你可以看，右派能夠比較徹底地擺脫官方的宣傳教育、能夠自己獲取信息、保持獨立地判斷；左派可以看它的知識結構，它的信息、它的價值觀等等，就是受官方的宣傳教育影響比較深的那些人。當然我們還可以說，比如說思想界的左右派和民間的還有區別等等。
我就說，左派和右派問題是一個很難說清的、復雜的問題，我想就這個問題有一點個人的想法，不一定對，請秦老師批評！
張小勁：我同意剛才幾位先生對秦暉的評價。這本書的文字，其實在過往都讀到了，放在一起再讀，大家印象更深了。剛才幾位先生都提到秦暉很博學，給我的印象也是這樣。他比右派更知道這些本源性的東西。所以，他往往采用一種博學的方式，他比法學界的人懂經濟、比經濟學家懂現實，比理論的人還能講故事。所以，在他的論說當中給我們一種非常博學、非常肆意無憚的一種感覺。
這本書用這種方式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感覺。所以，讀的時候，好像覺得并不能完全說服你，但是沒有找到什么地方能夠抓住明顯的漏洞，盡管有些地方粗糙，但是恰好這些粗糙的地方遭到別人的攻擊，引來他自己的反駁，使得問題的推進更深一步。
另外一個感覺我覺得非常有意思，這部作品大部分是十年以前積累下來的文字，剛才賀衛方也提到了，這十年以來撕裂越來越重，并不是說在某種情況下。在我看來，這十年到現在，尤其是最近政策的問題、海外的國際問題、軍隊問題的介入，你會發現這個撕裂更厲害了，以至于到了一種不顧常識的地步，就是以前成為定論的東西又回來了，使得我們整個討論由于十年前沒有太多地推進，使得大家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又糾纏不休。所以，在這意義上讀秦暉的書，我倒覺得有很大的感受。他自己也講了共同的底線，我想講共識更好一點，但是共識不是回到中間，另外一方面也不是完全不管了，我覺得秦暉在這里面提到在這些問題上，我們要有一些基礎性的共識。大家不要為了語言上的便利、或者在對話當中的尖刻而置于一些基本的常識于不顧，以至于我們所有的討論不得不回到過去。
就像剛才有嘉賓提到的，就是為希特勒平反，尤其現在微博盛行，微博又是一種小語言快速表達的方式。不是說已經違反了道德的底線了，你會覺得有點失望。你會發現最前沿的一些爭論，實際上已經為爭論而爭論，甚至這個問題本身已經失去它的意義，或者某一個問題進去之后展開自己情緒的宣泄。所以，我覺得秦暉這本書在這個意義上，確實給我們提出了很多的東西。
前兩天開兩會，施芝鴻在會上講，左右之爭會撕裂社會。此人言論一出，引起嘩然一片，因為他身份比較特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在過往的五年當中一直陪伴著習做工作。他的話一出來，究竟什么意義上左右撕裂了社會？換句話說，確實我們也看到了這種撕裂，那這種撕裂用什么樣的方式來防止？或者怎么樣能避免，重新彌合？我覺得這本書給我們開通了一條思路，就是說不能讓左右之爭會撕裂社會這種彌合發生，而是要在某些常識性的問題上、已經達成共識的問題上，已經有千百萬人頭落地的這些歷史的事實，恐怕不能再進行挑戰，或者說這些東西我們應該基本澄清了。那么，這些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再進一步展開討論才更好。
當然這本書還需要再去讀，因為才拿到兩三天，雖然也讀了一遍，因為這本書表面上看來是我們政治學的內容、政治思想史的內容、政治思潮的內容，我們講的保守黨、制度轉型，在中國整個的事實再加進來，內容豐富。真正要讀懂也很不容易，但是就他提出的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盡管從去年開始已經開始提出超越左右，提出所謂的新政治的共識。但是，像這種共同底線的方式來表達問題，我覺得秦暉還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做法、同時也是比較有意義的做法，希望以后能夠繼續下去。特別剛才提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很多表面上是歷史性的誤解的問題，其實都在辯論當中。那么，秦暉在這里給了我們一個澄清，這項工作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周濂：我參加這個會很榮幸，因為秦老師在某種意義上說，對于我們70后的學人是一個路標式的人物。因為在過去的20年，他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最重要的聲音之一。我本人在1999年碩士畢業之后，就買到了他那本《問題與主義》，那本書對我的印象也非常大。前兩天在翻看這本書的時候，我發現其實這本書是《問題與主義》的一個續篇，是1999年到2002年之間的文章。但是非常有意思，無論是翻看這本書，還是翻看另外的書，我都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秦老師提的很多問題，無論是現實的問題還是理論的爭論，時隔十年都沒有過時，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能很好地反映出秦老師理論的高度，另一方面就像賀衛方老師所說的，可能意味著我們過去是停滯的10年、或者說被浪費的10年。我也同意張小勁老師剛才的說法，過去的10年是一個既有的共識不斷在坍塌的10年。
秦老師提出“共同的底線”這么一個說法，我個人覺得深刻地反應出他一個焦慮，這是一個非常強的焦慮。因為他在闡釋這5個字的時候，不是在理論的意義上對自由主義、新左派、社會民族主義這些理論進行調和。其實某種意義上是退回到常識、退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常識，而這個常識對于我們今天的中國的問題來說，其實更多是一種所謂的時間上的緊迫性和社會矛盾一觸即發意義的相關性。
我一方面特別理解秦老師提“共同底線”這個說法；另一方面，我有一些疑慮在這里面，就是說共同底線到底意味著什么？一方面就是當我們提共同底線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問到底要跟誰達成共同的底線。當然剛才錢理群老師也說了是中左和中右，這當然可能是我們的一個目標群體。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共同底線只是一個權宜之計的話，那某些也許可以達成共同底線的中左中右，也有可能在時機合適的時候放棄共同底線。另一方面呢，我們也能看到過去10年當中，跟秦老師一直在論戰的，無論是新左派的論敵，有些人已經變成了國家主義者；一些自由主義的論友可能變成了其他的一些，甚至有可能變成了毛派也不一定。秦老師有一些學生就從一個自由的斗士變成了毛派的斗士。
所以，這就使這個事情變得非常復雜。共同底線到底是爭取什么樣的人？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如何去爭取這些人？毫無疑問，過去20年，秦老師一直試圖去說服這些人，但是我覺得說服的效果，我們現在也看得很清楚，通過說理真正地把一個立場與你相左的人掰過來難度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想一個是和諧建立共同底線，另外一個是如何建立共同底線，其實是在提出共同底線的說法之后，我們需要去追問的問題。比如說，您提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和社會保障，那最低限度的自由權都包括哪些權利？有老師說是結社自由權，錢理群老師說是表達自由權，可能有些人會說是生存權，生存權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自由權或者權利。其實，一追問到問題實質內容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對最低限度的自由權本身，它也是含糊不清的。另外一個就是最低限度自由權與社會保障，這個就意味著是加上社會保障的。比如說，他們會同意社會保障，但不同意最低自由權；有些可能會同意最低自己權，但不同意保障。但你一加個于的話，可能把很多人都排除在共同底線所團結的人群范圍之外了。
我個人覺得，共同底線在今天這個時代當然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呼吁也好、邀請也好，但是如果去追問這個表述，它實質的內容的話，可能還會存在一些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其實我今天在來的路上想，就是我們的共同底線是什么？也許是把這個老虎關進籠子里，這也許是我們的共同底線。但是另外一方面想，可能有很多我們以為跟我們站在同一個立場上的那些盟友們，他們也許在趕老虎的同時暗暗想，如果時機成熟的時候，我能和老虎團結，把你吃了，何樂而不為？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時代，過去從2007年楊老師召開轉移社會與社會公正的會議，到今天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左右的撕裂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一個程度，對話越來越困難，但是我們說理還要繼續。最后，我覺得是成敗不必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