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標題: —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
作者: 林毅夫
譯者: 張建華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by朱啟兵

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那部著名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此后，一國的國民財富增長的秘密引起了無數經濟學家的關注。無論是斯密、休謨等人早期的天才思考，還是哈羅德—多馬、索洛、卡爾多等人的增長模型，以及庫茲涅茨等人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經濟學人對此的探索。而隨著二戰后諸多民族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興起，如何使低收入國家的國民財富和社會發展盡快趕上高收入國家的水平成為又一批經濟學者思考的核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諸多計劃經濟國家的轉型則在追趕梯隊中加入了新的成員。

然而，正如事實所顯示的，盡管各種流派的經濟思想，從早期發展經濟學的“大推進”，到內生增長理論，再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盛頓共識”所提供的自由化措施，為低收入國家開出了各種藥方，但真正實現了成功經濟增長的國家依然寥寥。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反而在擴大而不是縮小。原因何在？林毅夫教授的新著《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以下簡稱“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受業于芝加哥大學舒爾茨教授，又對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研究多年，更在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職位上任職，獨特的知識與經驗積累，使得林毅夫教授在本書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他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所謂的新結構經濟學，主要圍繞三個要點（見第11頁）：（1）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其總預算、要素價格和比較優勢，而這種要素稟賦結構是隨著發展水平而可變的，要素稟賦結構的不同決定了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在不同發展階段也應不同。同時，特定的產業結構要求特定的基礎設施（包括硬性的和軟性的）來促進其運行。（2）經濟發展水平的各階段是一個從低收入農業經濟到高收入工業經濟的連續譜，簡單的兩分法并不適用。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徑并不必然與高收入國家相同。（3）在每一給定的發展水平，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的基本機制，但是政府必須進行對市場機制的協調或提供基礎設施的改善，并對外部性進行補償，以促進產業多樣化和升級。

在此基礎上，本書基于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基于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這“兩軌”，給出了政策實踐的六個具體步驟（即本書所稱的“兩軌六步法”）：選擇正確的目標—消除約束—吸引全球投資者—支持成功自我發現的私營企業擴大規模—依靠工業園區的力量創造奇跡—向正確的產業提供有限的激勵。從而為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增長的政策制定實踐提供了參考。

在給出了一個一般性框架后，林毅夫教授在本書中更特別指出了轉型經濟所面臨的特殊雙重挑戰：“即設計并實施一個可行的經濟發展戰略來解決之前章節中所討論的協調性和外部性問題，同時還需要進行承擔著巨大政治風險的艱難的結構改革”（第210頁）。并建議轉型國家實行“漸進的、務實的雙軌制方法”：即對無自生能力的部門暫時保護以維持穩定；同時放開私營部門，允許FDI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以改善資源配置，獲取后發優勢，同時改善經濟的自生能力（第230頁）。

上述思路不僅適用于低收入國家，當發展中國家歷史上已經實現經濟增長，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同樣適用，即面對中等收入陷阱時，同樣可以運用新結構經濟學給出的“兩軌六步法”，識別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及其隨時間的動態變化，并發掘出要素稟賦結構變化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變化，從而發現隨收入增長而變化的、與比較優勢一致的新產業，從而實現經濟持續增長。而其前提則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有競爭力的市場體系和一個因勢利導型的政府”（第245頁）。

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林毅夫教授在本書中用一個專門的章節指出了新結構經濟學與羅森斯坦-羅丹、繆爾達爾、赫希曼等人為代表的舊結構主義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的區別（見本書第六章）。

在筆者看來，新結構經濟學之“新”首先在于其擯棄了一個單一經濟增長模式的可能性，而在某種意義上將增長路徑內生化了，即一國在特定階段所適合的發展戰略是內生于其比較優勢的，而比較優勢又內生于該階段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而不符合該國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由于無法培育企業的自生能力，最終不可持續。

其次在于其對企業“自生能力”的強調。“自生能力”是林毅夫教授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本書將其定義如下：“一個廣泛意義上管理良好的企業，如果在一個自由、開放和競爭的市場中在沒有任何外部補貼或保護的情況下能夠賺取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則被視為是有自生能力的。”（第64頁）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理解為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新古典經濟學隱含著企業是有自生能力的。但對于低收入國家而言，由于市場制度的完善和經濟增長是并行的，基于發展戰略的要求而建立起來的企業如果不符合該國的比較優勢，則需要政府的補貼或保護才能同其他國家的企業在同一市場中競爭，即是無自生能力的。長期而言，這種模式不可持續。蘇聯、東歐和拉美眾多國家的實踐證實了這一點。

再次，如果說對企業“自生能力”的強調是對微觀上市場主體的關注。那么，在宏觀上，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對政府作用的重新認識，這或許是新結構經濟學對主流理論最大的改進。眾所周知，對于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學界的認識經歷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過程。在古典經濟學中，政府只是作為“守夜人”而存在，提供國防、安全之類的公共產品；凱恩斯理論的出現為政府干預經濟周期提供了依據；而傳統的計劃經濟則將政府視為無所不能的超級計算機，眾多發展中國家雄心勃勃的發展戰略的背后也是對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自信；但各種自由主義經濟學始終對政府干預持有懷疑，而諸多計劃經濟國家的轉型和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失敗更助長了這種懷疑，華盛頓共識則為轉型經濟提供了徹底市場化的藥方。然而，“大爆炸”下的俄羅斯、波蘭等國家的經濟成長并不如人意。這一切不禁令人對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再度進行思考。

在林毅夫教授看來，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作用固然需要強調，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不過，政府的作用不是如計劃經濟或傳統發展經濟學所要求的直接對經濟進行干預，而是“因勢利導”，即“為新產業提供信息，協調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間的相關投資，為先驅企業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補償，以及通過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鼓勵產業集群培育新產業”，“改善軟、硬件基礎設施來降低個體企業的交易成本”（第138頁）。由此可見，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并不是要替代市場這只無形之手進行資源配置，而是通過對各種軟件及硬件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促進市場更快、更好地發揮其作用，減少市場失靈的可能。

林毅夫教授親身參與了中國三十余年的改革進程，可以說，中國的改革實踐為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很多素材與思考的起點。本書中，也在多處提到了中國改革實踐的例子。無論是對政府作用的發現，還是對企業自生能力的強調，又或是對轉型經濟雙軌制改革的建議，都能夠看出中國實踐的影子。而對照中國政府近幾年來的政策實踐，可以發現，其與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也在很多地方不謀而合。除了上面提到的例子外，典型的如近年來中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利用財政政策來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即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政策組合。而政府的政策工具中，基建投資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09年后基建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而基建投資中，電力、鐵路、公路等則占據了主要地位，即林毅夫教授所說的“硬件”基礎設施投資。而新政府對于社會保障、財稅體制及金融制度等變革的強調，則顯示了對于“軟件”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視。理論與現實的這種對應不是偶然的，學術思考與政策實踐的一致或許正體現了林毅夫教授所推崇的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當年，凱恩斯在《通論》的結尾曾這樣寫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它們在對的時候還是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它們統治著。講求實際的人自認為他們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可是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干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數百年來，經濟學家關于經濟增長的思想深刻地影響著各國的繁榮求索之途。今天，林毅夫教授以其深厚的學術素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給我們提供了又一份關于繁榮求索的思想。毫無疑問，本書的思想已經，并將繼續影響著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踐，如作者所期望的，“利用經濟分析幫助他們制定出充分考慮他們的愿景、優勢、約束和目標的合適戰略”（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