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我們說中華民族真的是文明如何燦爛，如何悠久，但是我們又真的不拿歷史當回事，有很多歷史就那末煙消云散，就那么過去了。再加上有時并不是真的健忘，而是總有一些人一些勢力不想讓你記住這些該記住的東西，不讓你知道該知道的東西。所以，一件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可以從自己身邊做起，發掘和記錄普通人所見所知的歷史，這對歷史、社會和我們自己都是有著大意義
by孟雷 廖穎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過去10年間，中國社會底層的規模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弱勢群體”成為了很多人的自我標簽,在大部分人的認知中“弱勢群體”大多源于社會底層，這個底層究竟有多大？是否是一個可以用數字概括的群體？社會學的理論認為，底層是一個區別于國家和社會精英的人群概念，比我們通常認為的窮困窘迫者范疇更大。
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他們一直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這個弱勢的地位恰恰由于制度安排造成他們結構性的地位低下。他們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得到的卻最少。
也有一些人認為一個社會要發展，要改革，要往前走，總會有一些人要付出代價，就此稱之“社會的陣痛”，但是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前進的代價為什么總是由這樣一些人來承擔？
《傾聽底層》一書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秲A聽底層》的作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郭于華教授，常年從事農民、失業下崗工人、農民工等人群口述歷史的研究，她所研究的內容不限于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而是試圖通過個人歷史勾勒個體的生命軌跡，以考察社會結構在變化中的成因。
郭于華認為展現不為人知的或者被視而不見的“社會痛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但更為重要的還在于通過理解和解釋，揭示社會苦難的根源和通常被掩蓋的制造苦難的機制。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普通人所經歷的苦難，背后是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性的原因，或者說是一種制度性造成的原因，這樣的研究是想把普通人看上去瑣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通過與宏觀的社會歷史結構聯系起來加以分析。從底層視角來看今天的中國社會，社會研究角度是不可或缺的。
談到底層，郭于華覺得還可以超越這個“底層”、從一種更大的視野去看。一個比較常態的社會結構，它是有不同的力量共同存在的，既能夠配合又能夠相互制衡，這幾種力量就是權力、市場和社會。
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之前基本上是權力來配置資源，是計劃經濟體制，難有市場經濟存在；而且權力主導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權力主導一切的社會可以稱之為“總體性社會”，也就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高度合一，都由權力來控制。
中國的改革本來就是總體性社會難以為繼時發生的必然選擇。以市場化取向為首要目標的改革，將經濟體制從行政權力的控制下釋放出來，從而形成自主運行、自我調節的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然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帶來政治體制的變革和社會的自主發育。特別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崛起和對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占有，使得一個斷裂的社會結構日漸形成。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回到總體性社會的老路上是沒有出路的。我們該做的是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三者各司其職，各守本分，互補互助，相互制衡。這才是走出發展困境的正確選擇。
郭于華介紹
郭于華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90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獲民俗學專業博士學位，后一直從事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學、口述歷史研究，現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多年來她一直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處境，并力圖將文明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聯系起來，在個體經歷的微觀事實與宏觀的社會歷史過程之間建立聯系，在國家、市場、社會互動關系視角下洞悉社會轉型的機制與邏輯。她認為，對普通人講述的傾聽、記錄與研究，對他們命運的關注，是學術職業使然，也是出于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和對一個公平正義的好社會的追求。
訪談
關于“底層”與社會
經濟觀察報：最近您的《傾聽底層》這本書，引起比較多的關注，一般來說，一本學術性較強的論集，并不容易引起公共意義上的關心，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我想，社會的關注點，更多是集中在您的書或者說您的研究對象——底層，他們是誰，他們的公共生活、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來歷。是否可以描述一下，你怎么定義你的研究對象：誰是“底層”？它是一個清晰的社會學命題，還是混合著政治、經濟、生活方式等等不同判斷緯度的概念？
郭于華：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一提就提到點上。因為在社會學上，或者籠統地說在學術界，它是一個很專門的學術概念。國際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研究群體，他們都受過西方的現代教育，長期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做了大量的針對社會下層人民的調查研究，他們給自己研究的命名，就叫“底層研究”。研究對象，是這個社會中居于“從屬”地位、“低級”地位的人群。你剛才說的很重要，研究中所包含的內容含混龐雜。他們的研究影響很大，以至于專門形成了一個學術群體、學術領域。
這個概念如果用在中國社會研究上，特別是從我們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它的指代對象，就是社會中的那些地位低下者。經濟地位上，對財富的占有處于很弱很差的位置；然后包括他們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同樣如此。他們在方方面面都處在一個低下的位置上。
比如我們說，以往的傳統社會是金字塔型結構，就是頂尖上的是很小的，而下層就非常大。又比如說，像今天的西方比較發達的社會，人們通常說是一個橄欖形的，那就是說中間的特別大，中產階級是那個社會結構中特別主體的一個力量，然后兩頭都比較小。中國社會呢，以往帝國時代、傳統時代是很明顯的金字塔形，但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我的一些同事就比喻它是一個“倒圖釘形結構”，釘子尖朝上、很小的一點點，底下就是這樣的一個釘子。中產階級發育不起來，頂尖的當然是很小很尖的，但是有一個特別龐大的底層。
經濟觀察報：他們的組成者都是誰？
郭于華：在現實生活當中，顯然我們能首先想到的底層，就是農民。農業大國，農民一直是一個人口數量最大，社會地位最低下，貧困程度最高的這樣一個群體。今天可能我們會說，這種情況可能會有一些變化。比如說，今年中國已經宣布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但是，因為這個社會在轉型，在城市化、工業化，對“農民”的研究已不能只從數字上去看。例如，超過2.5億的農民工，就是“農村流動人口”，他們其實已經在城市里工作很長時間了，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村”的身份，還是很難真正作為城市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他只在城市里面工作，但是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養老、他的社會保障，他的一系列的東西都還在老家，他們作為一個平等的社會成員的很多權利都還沒有得到實現。他們算城市人口還是農村人口？所以，中國的底層，起碼包括著農民、農民工，還包括城市人口當中的貧困人群。這個數量仍然非常龐大，中國底層的一個特點，就是數量極為龐大，但在社會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中又極為弱勢。
經濟觀察報：我覺得中國的“底層”問題，與其他國家社會的“底層”問題，有個很大的差異。我們看國外的研究，其實“底層”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我們原來應用過的一個文學概念——“畸零人”，他們弱勢并被邊緣化，像是被社會這個離心機拋出去的，呈原子化的零散生存；但是，在數量上并不是特別的龐大，更不可能構成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們現在這個底層呢，已經不是個“畸零人”的問題了，而是“底層”人群實際是這個社會結構中相當龐大與重要的組成部分。
再通俗點說，就大多數人來說，沒有誰會理直氣壯地說“我是穿鞋的”，好像普遍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就是底層”、“我是光腳的”。這是目前中國的底層研究中，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特別之處。所謂“底層人群研究”，面對的已經不是“畸零人”的問題了，它指代是社會結構中重要的、龐大的組成部分。
郭于華：您說到的這個現象非常明顯。在相對好的社會結構中，可能很多人會說這個社會最重要的組成者是“中產階級”，或者中產階級占了一個比較大的比例，是社會的中堅。但是今天你看中國，少有人承認自己就是“中產階級”所指的那個“中產”。
媒體經常使用“弱勢群體”概念，其實“弱勢群體”我覺得比“底層”更難以界定。因為這個所謂弱勢他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不是一個絕對性的存在。如果社會不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誰都可能成為弱勢群體。
今天他可能還不覺得自己弱，明天遇到一個什么事——比如最簡單的例子，北京有很多很貴的商品房，在那能買得起房子的人，沒有人會認為是“弱勢群體”吧？無論從職業、收入、社會地位、聲望各個方面，都是這個社會當中看上去的中上層了吧，有頭有臉，律師、醫生、官員、作家、教授、名演員，但是你發現他們在社區里面買了房，哪天遇到侵權了，物業、開發商、政府的侵權，他們想要保護自己權利，這是我的地方，這是我生活的空間，我的權益受損，我必須自己要主張權利，到這個時候，往往就發現，完了，我是“弱勢群體”，我維不了這個權。
不但維不了這個權，你甚至連做利益表達，想把利益訴求表達你都表達不出來。利益能被隨意侵犯時，誰都有可能成為弱勢。
經濟觀察報：誰都認為自己是沒有那雙鞋。
郭于華：對。所以這個社會當中，我們分析就會發現有一種普遍存在的“弱勢”心態，都覺得自己是弱勢。哪怕你本來是一個上層人物，但是你一旦發現自己落入到維權維不了，表達表達不行的時候，然后你訴訟司法你也弄不了這個事，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該找誰去了，這個時候你發現，你也很弱呀。您剛才說的這個比喻非常恰當。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弱勢群體”成為很普遍的自我評價之一？“底層”為什么實際上是我們社會構造中很龐大的組成主體之一？更多的我們得分析這種底層的造就過程，是因為哪一些的社會性原因，而造就了這么一個跟其他社會截然不同的結構。
郭于華：一般來說一個比較常態化或者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它是要有不同的力量能夠共同存在，既能夠配合又能夠相互制衡，這幾種力量指向的大體都是同一個東西，就是權利。
我們今天用權利這個概念，包括三個維度。第一它包括“公權力”，也就是說政府的這個緯度；那么另外一個力量，就是我們說的市場的。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之前基本難有市場，都是計劃體制，那就是以權力來配制資源，來運作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
還有第三個維度，就是我們說的社會的力量。社會的力量即公眾，是公民組成的這種社會力量。
這三種力量如果能夠比較均衡，不可能是完全均衡但是相對來說有一個相對均衡，勢均力敵，然后能夠形成一種“平衡”的話，這個社會就會比較正常的運轉。今天中國這個龐大的“底層”怎么形成的，我覺得就是跟三種力量的不均衡有關，它們發展不均衡，社會就失去平衡。
改革前不用說了，那個時候是權力主導一切，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把它稱之為“總體性社會”，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高度合一，都由它來控制。
經濟觀察報：國家已經取代了社會。
郭于華：對。帝國時代，中國是一個金字塔形，最頂端的是皇權，但是他還有一個比較大——雖不能說很龐大——的一個中間層，這個中間層就是地方的士紳，就是說這種在財富和社會聲望上都還可以的這樣一批人，然后才是農民。但是，之后這個中間層就被消滅掉了，社會結構特點就是國家面對一個特別龐大的群體，叫做“人民群眾”。這個人民群眾其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形成了結構的群體，實際是一盤散沙。
他的生存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等所有的資源，到最基本的生活資源，都是由這個權力壟斷。改革之前，人民公社走到極端的那個時候，農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全都有國家的影子，全都不是農民自己的事。
經濟觀察報：是，看您的書這個感覺很明顯。我大約總結，一個是國家取代了社會，一個集體取代了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再一個就是政治儀式取代了世俗規范，總之是一個國家力量對原有的這種社會支撐結構的全面取代。這是第一過程。當然，我們其后又看到，就像突然地全面地取代一樣，其后在某些領域，它又突然地撤出了。這與中國形成了當前這個特殊的底層結構是有關系的。
郭于華：我挺同意您這個概念的。今天我們很多人也在爭論這個問題，國家的角色與職能，曾經是大包大攬，對普通人從生活到政治到文化到經濟，它都管了。但是在撤出的過程中，今天也有一些人認為，因為國家撤出，有很多方面喪失了保障，甚至有人說還不如改革開放前那個時代或者說毛時代，說那會兒還有保障。但是這個問題，我就覺得那個時候的那些，能叫醫療保障嗎？能叫養老的保障嗎？我覺得那個很難算是“保障”。
經濟觀察報：那就是說，這個“取代”實際上也是一個偽命題。它說它已經取代了原來的整個社會支撐體系和社會保障結構，但是實際上它并沒有起到這個取代，它或許取代了舊有的社會形式，但并沒有提供出它宣稱的足夠完善的制度供給、保障供給。
郭于華：它并沒有真正能夠做到，能夠承擔起來。而在今天，這個情況就更復雜。
國家權力要有邊界，但你看孫立平舉的例子，到一個地方去講座，那個地方縣委書記說我現在真的是特別腦袋疼，今年的指標是拆遷一百萬平方米。孫老師說拆哪呀？回答說管他拆哪都得拆，拆哪都得拆出一百萬平方米，要不然我就“烏紗不保”，就干不下去了。你看這個事，你就看出這個公權力完全是邊沒界的。你可以看到，他的權力很強，問題出在一方面權力不受限制，另一方面權力放棄責任，這是我覺得最要命的問題。
所以你看下層群體就會在這種情況下，你想要我土地的時候，你就來弄我土地；你想來拆我房子的時候，你拆我房子。然后，我養老醫療社會保障，你承擔有限，你不管。
所以我覺得，在看這個社會轉型的時候，就是我們很難簡單的說國家撤退了還是沒撤退。你說他撤退了嗎，他沒撤退，它的利益所在一點都不會撤退；但是，它該承擔的責任夠不夠呢？
經濟觀察報：確實，在某一部分或者是最低下的底層和人群上，有一個政府和市場雙重退出、雙重失靈的問題。同時，又沒有一個社會的自治結構，來代替或者說完善政府和市場的某些作用。
郭于華：前一段看到媒體經常會提到廣東，廣東可能在這方面，就是在社會建設這方面，是走的比較靠前的。他們這些年一直在做這種嘗試對吧，比如說給社會組織放寬、降低門檻，放寬那個登記注冊，包括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就是做這樣一些探索，當然成功不成功這個還得再看，但是畢竟不是以前那樣的單一的思維了，單一思維就是我大包大攬，但是你怎么可能大包大攬，包攬不了。那就會出問題，也會造成普通民眾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慣性——今天很多人會說民眾素質低，遇到事他就知道找政府。那他不找政府找誰？政府權力長期以來包攬天下，那群眾自然會形成對權力的這種信奉和依賴。
經濟觀察報：公眾以往就沒有被允許形成社會自組織的資源和能力。郭于華：我們今天一直都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就是說探討社會建設的問題。社會建設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它的內涵是說社會應該是一個自組織的，而不是說被組織的。社會相對于國家，也相對于市場，它和國家、市場不是一體的，它應該是一個主體。社會的自組織如果能慢慢發育起來，我覺得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是一個積極的正能量。今天看的，積極的正面的作用就是，這種健康的社會力量如果能發育起來——你可以看其他國家有很多先例，他們可以去幫政府做很多事情，公益的事情、慈善的事情，有很多都可以通過社會的自組織來完成。我們就在研究報告里提到過這個問題，就是說中國這個社會有一種病態，一種病癥就叫社會恐懼癥，就是一提起社會就是洪水猛獸，然后就是不安定的力量，就是破壞性的力量。你說他一舉例子，群體性事件哪個是有組織的，那就是一個大規模的一擁而起，然后就很難控制，你要給他正當的表達方式，他才可以有組織地合理合法的表達，那不是一個對誰都有好處的事嗎？越不改良，越不往好的方面走，后面就越難。社會無自組織能力，會帶來失序、暴力，帶來整個社會的撕裂。
人家老說你們到底是什么派，我說反正不是暴力革命派，我也不承認我是改良派，我就說我是社會派，我就是希望中國通過逐漸形成一個健康的社會力量，發育出一個健康的好的社會。
關于“歷史”與講述
經濟觀察報：你是社會建設派，社會建設派的中國思路。社會的自我組織、自我發育，可能還需要過程，但是我覺得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昨天看您的新書也想到了這個，就是應該讓社會現在就可以做到些什么呀，我覺得是“自我表達”。
郭于華：正是這樣。為什么我的書名用的“傾聽”這個詞？其實底層不需要“救世主”，他們每天都在從自身的生活當中，體驗到那種不公正，他們只是特別無奈；他們也不是說不會講話，他們只是發不出聲音來，然后即便有些發出的聲音，別人聽不到，或者聽而不聞、視而不見。
所以我覺得研究者的一個工作，是應該在這個過程當中起一點作用。就是說，我們并不是要去替他們表達或者說。包括我的研究和書，其中很多是歷史性的——一些口述歷史，不是說他們沒有歷史我替他們寫一部歷史，而是開辟一個講述的空間。這個講述者，講述的主題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是作為傾聽者。當然我們作為研究者，一方面能夠使他們的聲音讓更多的人聽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對他們的經歷的表達——他們其實有對他們自己，有對歷史的評判的——把這些東西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來分析社會到底是怎么樣形成這樣的一種狀況，而今天又在形成哪樣的轉變。其實他們跟你一樣都是非常正常的人，有自己權利、有自己尊嚴的獨立的個體，跟你完全一樣，你不能有一個優勢高高在上的心態去做這件事。
經濟觀察報：在這里我有一個小警惕。底層口述史，怎么能夠避免成為您書里面所描述的那種——通過有組織地“挖苦根、倒苦水、憶苦思甜”，以構建某種“階級史觀”。普遍的底層口述史發掘，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重演這個過程。我想知道您怎么對待這個問題。
郭于華：您非常會提問題。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點就是訴苦這件事，當年的“訴苦”，實際上并不是一個自主的講述，最大的問題在于是被組織、被動員的，被動員起來講述，被組織起來講述，所以不是一個自主的行為，這恰恰是當年官方主導的這種講述，和我們今天在做口述歷史的一個根本的區別。這是一點。它會通過很多方式來動員，比如說開始的時候，農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訴苦怎么倒苦水，得去動員得去做工作，然后樹典型之類，然后再把這個歸結到階級壓迫上去。
當年“訴苦”所表達的“恨”，那個過程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是一套“革命話語”或者一套“權力技術”在起作用。這個跟我們今天去做口述史是很不一樣的。我們是怎樣的呢？我聽你講不是為了要改變你，要改變你的世界觀，而是讓你自主地去表達。這是基本思路，當然還包括方法上的區別，我們比如說很少去問你怎么看這個這些歷史和斗爭，這個講述經常都是在嘮家常，就是在說他們家過去的事，他很有興趣地去講他的這些經歷，然后他也會加上他的評判。我們需要去質疑和批判的一種方式，是那種權力主導的講述。
再一點，就是關于我們怎么看待歷史的真實性的問題，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因為我們知道，任何歷史，官方歷史也好，或者我們今天說民間的這些講述形成的歷史也好，我們得承認它都是一種“建構”。他今天講出來的東西，我們把他呈現出來，我們都不能說這就是歷史真相。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就是一種建構，官方史也好，民間史也好，文字史也好，口述史也好，都是一個建構過程。但是，我們能不能因為說反正它是建構，我就可以不顧及它的真相？我覺得這不行。我們以往的歷史建構過程當中，權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一個主導性的因素，之前的那種正式的官方史，基本上是一個權力主導的建構，那這個過程中會有許許多多的問題，《1984》里面說“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未來”，說的其實就是這個問題。它會為了自己的需要，隨意的篡改，隨意的建構歷史，隨意的去歪曲歷史，去篡改歷史。那么今天我們做口述歷史，我們也不敢說他講的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但是我們要有一系列的方法，盡可能去接近那個真相。當然，我們只敢說我們盡可能接近真相，不能說我們講出來的就是真相。
口述史的使命，不在于給官方史一個補缺，而是能夠獨立存在的。我一直認為，“真相”也好或者我們說“歷史”也好，應該是一個多種的聲音，應該是一種多元性的存在。如果只有一種聲音，只有一種歷史，說這個是唯一正確的歷史，其他都是旁門左道，這種情況下我一定要去質疑那個唯一。因為我覺得你這個就是權力建構的一種歷史，讓大家強迫去相信。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我希望有多重聲音出來，有不同面向的歷史出來，我們不是要去替代誰，我們是說有不同的歷史現象呈現出來，這個時候讀者會自己去做思考。我不想強加給誰，說你必須得認同我這個說的是對的，最有道理的，我們不能這樣做，這樣做就跟官方史沒有分別了，它是應該有開放性的。
經濟觀察報：我們剛說到了，歷史就是建構。但是原來主要有兩種建構方式，一種是官修國史，所謂的官方史；一種是中國的獨特傳統，就是私史，士大夫個人治史?？鬃幼觥洞呵铩?，《春秋》就是最早私史。這個傳統，曾歷百代而不絕。那么目前做的這種口述史，是不是可以說在官方史和精英私史之外，別開新路，以發掘記敘普通人的歷史為宗旨呢？大時代和小人物的命運，在歷史記憶中統合了。
郭于華：對，您說的那個確實是，文史不分家，中國的歷史文獻真的是太發達了，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相比。但是曾經一段時間以來，這種情況就其實跟歷史又很不一樣了，知識分子基本放棄了從個人角度出發的歷史言說，普通人更與大歷史絕緣。
其實在國際歷史學界也一直有一個傳統，比如說布羅代爾的傳統，他們對于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關注，以至于對最無特點的普通人。你看他那個書是從一日三餐的面包開始的。國際史學有這個傳統，在今天我們為什么一直在努力做這個東西，就是因為我們這塊真的是很缺失的，普通人在歷史當中，既沒有聲音又沒有面目，什么都沒有。你這個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他們就是壓在車輪下的石子沙石，難道不應該也留下點記錄嗎？
所以你提的這個很重要。我一直在說，就是我們需要意識到普通人的歷史的權利，和歷史的責任。普通人對于歷史，有他應該有的這個權利，我一直覺得我們應該像保護自己的財產一樣，來保護我們講述歷史記憶的這個權利。這是一種權利，我們不能說隨隨便便就被人給代表了。普通人應該有他們的權利，包括講述個人、記錄自己家庭家族的歷史。
然后我們的子孫后代會知道我們的前輩是怎么過來的，這都應該是一種權利，同時我們也應該有一種責任。你對前輩，知道他們的經歷，知道他們遭遇了什么，他們有什么想法，那么同時，你要有責任讓后代也知道這些東西，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今天有很多地方出現了一種現象，就是叫“草根寫史”，我覺得這是一種普通人的歷史權利的覺醒。
經濟觀察報：而且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當中，在維護歷史正義的時候，對普通人的這種歷史發掘和記錄，是有很大的現實力量的。前一段剛剛過去的一個事情，那個您肯定也注意到了，前段時間有些人公然出來否定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民大規模餓死的史實。這就是大是大非，當時我們報紙我就寫了社論《以私人記憶守護歷史神祠》，請讀者請青年們去問問你的父母、祖父母和所有經歷那個時代的人們，用私人的記憶為那個大歷史做見證。結果是那些造假者、粉飾者，他們的企圖抵擋不住普通人們的真切記憶。
郭于華：對。很多人包括有一批學生，都在做這個事了，很年輕的學生，他們回家去，農村來的回老家去，采訪他們的爺爺奶奶，了解他們怎么度過那個年代，他們什么感受。然后當然有些地方沒有餓死人，當然也有很多地方都餓死人了，對一個民間歷史的這種守護，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義的事。
我們說中華民族真的是文明如何燦爛，如何悠久，但是我們又真的不拿歷史當回事，有很多歷史就那末煙消云散，就那么過去了。再加上有時并不是真的健忘，而是總有一些人一些勢力不想讓你記住這些該記住的東西，不讓你知道該知道的東西。
所以，一件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可以從自己身邊做起，發掘和記錄普通人所見所知的歷史，這對歷史、社會和我們自己都是有著大意義。
傾聽底層
副標題: 我們如何講述苦難
作者: 郭于華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普通人的社會權利和歷史述說
by孟雷 廖穎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過去10年間，中國社會底層的規模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弱勢群體”成為了很多人的自我標簽,在大部分人的認知中“弱勢群體”大多源于社會底層，這個底層究竟有多大？是否是一個可以用數字概括的群體？社會學的理論認為，底層是一個區別于國家和社會精英的人群概念，比我們通常認為的窮困窘迫者范疇更大。
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他們一直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這個弱勢的地位恰恰由于制度安排造成他們結構性的地位低下。他們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得到的卻最少。也有一些人認為一個社會要發展，要改革，要往前走，總會有一些人要付出代價，就此稱之“社會的陣痛”，但是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前進的代價為什么總是由這樣一些人來承擔？
《傾聽底層》一書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秲A聽底層》的作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郭于華教授，常年從事農民、失業下崗工人、農民工等人群口述歷史的研究，她所研究的內容不限于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而是試圖通過個人歷史勾勒個體的生命軌跡，以考察社會結構在變化中的成因。
郭于華認為展現不為人知的或者被視而不見的“社會痛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但更為重要的還在于通過理解和解釋，揭示社會苦難的根源和通常被掩蓋的制造苦難的機制。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普通人所經歷的苦難，背后是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性的原因，或者說是一種制度性造成的原因，這樣的研究是想把普通人看上去瑣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通過與宏觀的社會歷史結構聯系起來加以分析。從底層視角來看今天的中國社會，社會研究角度是不可或缺的。
談到底層，郭于華覺得還可以超越這個“底層”、從一種更大的視野去看。一個比較常態的社會結構，它是有不同的力量共同存在的，既能夠配合又能夠相互制衡，這幾種力量就是權力、市場和社會。
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之前基本上是權力來配置資源，是計劃經濟體制，難有市場經濟存在；而且權力主導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權力主導一切的社會可以稱之為“總體性社會”，也就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高度合一，都由權力來控制。
中國的改革本來就是總體性社會難以為繼時發生的必然選擇。以市場化取向為首要目標的改革，將經濟體制從行政權力的控制下釋放出來，從而形成自主運行、自我調節的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然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帶來政治體制的變革和社會的自主發育。特別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崛起和對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占有，使得一個斷裂的社會結構日漸形成。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回到總體性社會的老路上是沒有出路的。我們該做的是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三者各司其職，各守本分，互補互助，相互制衡。這才是走出發展困境的正確選擇。
|訪談|
關于“底層”與社會
經濟觀察報：最近你的《傾聽底層》這本書，引起比較多的關注，一般來說，一本學術性較強的論集，并不容易引起公共意義上的關心，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我想，社會的關注點，更多是集中在你的書或者說你的研究對象——底層，他們是誰，他們的公共生活、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來歷。是否可以描述一下，你怎么定義你的研究對象：誰是“底層”？它是一個清晰的社會學命題，還是混合著政治、經濟、生活方式等等不同判斷緯度的概念？
郭于華：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一提就提到點上。因為在社會學上，或者籠統地說在學術界，它是一個很專門的學術概念。國際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研究群體，他們都受過西方的現代教育，長期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做了大量的針對社會下層人民的調查研究，他們給自己研究的命名，就叫“底層研究”。研究對象，是這個社會中居于“從屬”地位、“低級”地位的人群。你剛才說的很重要，研究中所包含的內容含混龐雜。他們的研究影響很大，以至于專門形成了一個學術群體、學術領域。
這個概念如果用在中國社會研究上，特別是從我們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它的指代對象，就是社會中的那些地位低下者。經濟地位上，對財富的占有處于很弱很差的位置；然后包括他們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同樣如此。他們在方方面面都處在一個低下的位置上。
比如我們說，以往的傳統社會是金字塔型結構，就是頂尖上的是很小的，而下層就非常大。又比如說，像今天的西方比較發達的社會，人們通常說是一個橄欖形的，那就是說中間的特別大，中產階級是那個社會結構中特別主體的一個力量，然后兩頭都比較小。中國社會呢，以往帝國時代、傳統時代是很明顯的金字塔形，但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我的一些同事就比喻它是一個“倒圖釘形結構”，釘子尖朝上、很小的一點點，底下就是這樣的一個釘子。中產階級發育不起來，頂尖的當然是很小很尖的，但是有一個特別龐大的底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