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看來這個東西是甘于寂寞的行業，要很深入的研究地質的問題，要跑到野外，搞調查，現在地質系統大概是有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就是原來中科院的搞地質的，地礦部搞地質的。這是地震地質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原來的國家地震預報的東西，就是搞地震儀的臨震記錄的，地震儀可以測量哪個地方發生了幾級地震，是搞監測的。從現在看搞檢測的比較有錢，他可以申報國家的課題。他搞計算機搞什么網絡，固定設備這樣，是地震行業里面活的比較好的一部分。而且這里面可能掌握了部分話語權的部分。因為他坐在室內做的能夠申報課題又能夠申報國家的投入，你跑野外你到處跑也弄不了幾個錢還很辛苦。搞檢測肯定是馬后炮為主，因為發生地震以后才有記錄。這樣搞預報的搞臨震預報的人才特別短缺?，F在這些為推卸責任也好，干脆說國際上都沒有解決我們解決不了，國際上當然是難，那日本上還有海底的那個，跟我們大陸是不一樣。海底你肯定是預報不了，這個斷裂在海底，不在我們大陸上面。但我們中國的斷裂帶應該說幾條還是應該在大陸上，比其他國家要有利的多。我想周總理也說，跟大學生說，我們這代人可能解決不了，但是我希望你們這代人能夠解決地震預報問題。   

對行業，特別是對地震科這個志氣信仰很重要，世界上沒有干不成什么事。如果有這個信仰就一定能夠突破，如果老是無所作為，這個世界難題就解決不了，那么就一定通過不了。因為我已經有了很好的一個成功預報的海城地震。

王軍：我這個沒有什么發言權。劉巍在這里，他對海城預報包括汶川地震之前的地震預報工作的狀況，他是作了一個非常系統的調查。當然我是他那些報的編輯，我在看的時候也是一直有一個困惑，就是地震怎么預報的問題，因為有很多說法叫做地球不可侵入等等，我看了朱老師這本書有一個李四光這樣一個分析，是淺層的這個地殼的活動狀況，這個是有很多辦法是可以檢測的。那我就覺得像五李四光包括周恩來他們做這個決定他們確實是有一種歷史的使命感，我就覺得對這種事情負責任的政府的官員，他有沒有在這么樣一種狀態。我就覺得大家都是懷疑，后來這本書里面事實上他們是為開拖責任來反駁他們，我就覺得看這些的時候真的是讓人感受非常的動怒。       

馬國川：我理解剛才朱老師還有王老師講的這些問題其實涉及了兩個問題，一個就是科學態度，科學態度其實以前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認為人定勝天，人可以改變一切，包括改變山川面貌，更不要說改變一個小小的北京城了?，F在我覺得是另外一個方向就是也打著科學的名義，但是實際上是利益的在背后驅動，部門的利益，個人利益，包括說什么這個不可預測，那個不能做，或者說這個可以拆那個不能拆，實際上背后并不是什么所謂的科學預測，但是一些人以專家的身份，以科學的名義在那里做，背后是利益驅動，是不是這個問題？

朱幼棣：關鍵是不是敢于擔當、面對的問題，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或者地質學家，地震學家敢不敢擔當，敢不敢面對，這個李四光有一句話比較好，就是云南地震他沒有預報出來，就是李四光國務院開會的時候說最近發生在云南一次地震，地震以前是有先兆的，可是我們沒有預報出來，我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毛主席。我們是有罪的人，我們要將功補過，把地震搞好，他說自己是有罪的人，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毛主席。有這分擔當，人民也會理解也會原諒的。

現在馬上來了一個就是怕自己承擔責任，就開始躲了，就不能預報。這是地震前一點先兆也沒有，就是有先兆，四十分鐘以前就發生了一次地震了，也不行。有先兆不行，沒有先兆不行，總而言之先把他說不能預報。然后就無所作為了。我總覺得作為一個科學家也好，作為一個行政部門領導人也好。要有一份擔當。李四光說的非常好，如果地震永遠都不能預報的話就成立這個部門沒有必要了，我們這個工作就沒有意義了，那么你不需要成立這個部門了。   

那么我想有人成功的先例，只要努力工作還是可以預報的。為什么這次把意大利的學家判了刑。我覺得判的非常好，因為以前發生了很多的小的地震，結果跟地質學家商量，問大家近期有沒有大地震，最后商議后說沒有。你為什么知道沒有，沒有也是預報，你預報了沒有，其實死了人了，死了一千多人，那對工作不信任。那么這就出了問題，雖然國際上很生氣，聯名說地震學家是判刑是不對的，但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你要不預報不出來，還搞不清楚。

王軍：他特別有意思，之前就是說沒有預報，然后一下子有了，這個是不可預報的。不知道是什么邏輯在他們心里發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