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一書中，布羅蒂加姆通過對各國數據及案例的實地調查或數據分析發現，其實這些狀況在其他國家也存在，并非只存在于中國。中國在非洲真的是一個“流氓捐助者”嗎？布羅蒂加姆并不這么認為，“許多對中國援助與參與的驚慌和恐懼都是建立在錯誤信息基礎上的，并且所發出的警告與事實是不相符的”；“主要問題不是它對中國在非洲的行為有不準確的描述，而是因為存在意識形態的取向，它對中國的批評脫離了世界體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較分析的視角”。但他也在《正在參與的中國》章節中說，“中國在援助與出口信貸方面守口如瓶，缺乏透明度肯定會引起懷疑和擔心”。

布羅蒂加姆的短板

雖然布羅蒂加姆本書的研究是建立在奔走于中國大陸、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的實地調查和數據分析上，但若分析采用的資料可得知，布羅蒂加姆引用的資料除去當面采訪（且在閱讀過程中，幾乎沒能看到他是否曾經驗證過真實性）之外，幾乎沒能得到第一手資料，這就使得其對中國援非的研究顯得比較單薄，無法展開深入研究。

在他的研究中，忽視了外交官的回憶錄和口述史，對于中國方面的資料引用，除去訪談之外，就是新華社等報道。比如曾經做過援外工作的旅加學者陶短房，曾長期在外貿行業非洲口打交道，在非洲時也曾擔任過執行秘書，對中國援非頗有研究，卻未曾進入布羅蒂加姆的視野之中。當然，大陸方面的援非史料或數據尚未全部公開，但當代中國研究所張勉勵在《中國對外援助問題研究述評》一文中有這么一段信息：“外交部檔案館自2004年以來已相繼開放了1949年至1960年的解密外交檔案，其中披露了不少關于這一時期對外援助的細節。”而布羅蒂加姆卻沒能利用這些檔案，多少有些不該。

而且，在閱讀的過程中，明顯能夠感覺到布羅蒂加姆在材料的選擇以及寫作的傾向上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讓人感覺他似乎故意在取舍一些方面的資料。對于研究來說，話題的論證并非在于利用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放棄對話題不利的資料。倘若資料的選擇上有傾向性的取舍的話，只能讓研究陷入片面的觀察之中。當然，我并非對中國援非有何偏見，而是希望學者在研究的時候能夠做到持中秉正的立場，如此才能看到觀察到真正的“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