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對國內來說，中國援非一直被部分人當做亂撒錢的批判事項；對國外來說，中國援非被質疑為“新殖民主義”或對此持“掠奪資源論”、“漠視人權論”等。中國對非援助，猶如《羅生門》一樣，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國際輿論的焦點
蕭軼
近些年，中非關系越發緊密，國內外對中國援助非洲的關注也未曾退熱過。尤其在西方，甚至在非洲大陸，對中國的援非一直都遍布著各種流言蜚語，這已導致中國在非洲援助問題的輿論中如坐針氈，陷入各種輿論的漩渦。
在2007年，《紐約時報》曾刊登過社論《非洲法治的庇護者》。在這篇社論中，中國被質疑正在進行“冷酷的人民幣外交”，與實行“種族滅絕”的蘇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關系”，并將津巴布韋總統羅伯特·穆加貝當做“最喜歡的人”，這就導致了津巴布韋缺乏自由選舉和“理智的經濟政策”。除此之外，該社論還對中國廉價商品進入非洲進行質疑，認為中國的這種做法使得最為貧窮的非洲工人變得更為窘困，并且還對非洲人進行剝削等。
對國內來說，中國援非一直被部分人當做亂撒錢的批判事項；對國外來說，中國援非被質疑為“新殖民主義”或對此持“掠奪資源論”、“漠視人權論”等。中國對非援助，猶如《羅生門》一樣，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國際輿論的焦點。近年來，布羅蒂加姆通過在非洲各國的實地調研和對各國援非相關政府機構與組織實地采訪，希望將中國援助與經濟參與從神話中剝離出來，希冀還原中國援非的真實面目。最近，美國學者黛博拉·布羅蒂加姆對中國援非的研究著作《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了，透過該書對中國援非歷史的研究和調查，但我們真的可以見證真實的中國援非原貌嗎？
中國援非政策的變遷
中共建政到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是中非關系的建議、發展時期，并且中國參與非洲事務最初還是處于被動。二戰之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峙，加上朝鮮戰爭之后，中國又與印度交惡，中國找不到除了非洲之外更好的伙伴。隨著我國政權在意識形態分歧上與莫斯科的分道揚鑣，并試圖在美蘇兩極格局中保持平衡狀態，非洲新獨立國家和不結盟世界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對象。當西方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蘇聯對非活動之上時，被忽略的我國政權主動出擊，至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才開始引起西方國家的恐慌，因為中國在此期間成為第一個建立援助計劃的國家。在幾十年的全方位國際封鎖之下，中非關系處于“非經濟行為”，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取向的異同決定著國家之間的關系，經濟利益讓道于政治外交需求。為了打破封鎖僵局，中國實行以單方面援助為主、雙邊貿易為輔的外交策略。
再則，20世紀70年代，臺灣方面對非洲國家展開金錢外交，大陸政權只能提供比臺灣更有利益誘惑的援非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外再加上承認“一個中國”為條件，是否拒絕承認臺灣政權成為我國政府援非的首要政治條件。臺灣與大陸都紛紛展開各種龐大的援助，希望拉攏非洲國家對其政權的認可。隨著大陸經濟的崛起與臺灣的不堪重負，大陸采取一勞永逸的重金援助。直到2008年馬英九上臺后，臺灣才放棄金錢外交，停止外交戰。金錢外交對大陸最明顯的回報，便是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因為提議的23個國家都是中國的援助對象，所以毛澤東才會說是非洲的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除此之外，其延續性的效應在于，從1990年起，在非洲國家的支持下，中國連續多年挫敗西方國家在聯合國提交的反華人權提案。1997年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支持中國向聯合國大會提出的“不采取行動”動議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個國家來自非洲。這個延續性的援助效應，在《龍的禮物》一書中卻被忽略了。當然，布羅蒂加姆在書中說了這一句話很有意思：“非洲大陸到處都是處于經濟危機和比較脆弱的國家，但并不是每個國家都能被列入中國預算支持的名單。不禁讓我猜想可能需要臺灣在一旁時刻準備著才能使中國國庫的守護者拿出實際的現金。”
而當中國大陸處于“文化大革命”時，實行市場經濟和多黨制的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出現了惡化，中國此時在非洲的外交只局限于主張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黨掌權的國家，這種意識形態掛帥的做法給中非關系帶來了消極影響。
1978年成為中國轉向市場的分水嶺。鄧小平謹慎著“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對非援助和在非經濟參與在改革開放之下，受到“其自身作為受援國和外國投資接收國的經歷”與中國轉型為“更具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征而非共產主義獨裁國家特征的國家主導型參與模式”的影響。“在過去的援助項目并不考慮成本和經濟效益的前提下”，使得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年均援助額高得驚人。而國內百廢待興也需要確保有限的援助資金有利于自身的現代化建設。趙紫陽訪非時并未提及“援助”，而是強調與非洲國家的多種新型合作方式。自從趙紫陽訪問非洲之后，把無償援助改成有償援助，中非關系中便存在商業利益，而早期則沒有商業利益。此后的幾年內，在履行以前的援非合同的同時，中國援非政策悄然從項目援建、人才培養和物資供給，調整為共同發展，推動中國國企進軍非洲設點辦廠，中國還從日本對中國的援助政策中學習，補償貿易政策的推行也填補了中國國內現代化進程的原料需求。
從1995年開始，中國對外援方式又進行了改革，大力推行政府貼息優惠貸款和援外項目實行合資合作等方式，對外援助資金和銀行貸款相結合，援助、貿易和投資等方面都實現了雙贏。2000年，中國又創建區域性組織來支持援助與經濟合作相結合的援非計劃。隨著中國一些勞動密集型和缺乏競爭力的“成熟型產業”在國內喪失競爭力后，中國又選擇非洲作為投資地點，如此也可規避歐洲的貿易壁壘。在加入WTO的過程中，中國既需要自然資源又需要建立正在崛起而又“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非洲再次成為中國感興趣的投資地點。從此，全球化的中國援助更多地作為互惠互利的投資潤滑劑，讓國企和民企中的龍頭企業，以及自主知識產權、高附加值的民企在政府有意識的安排下走進非洲，中國在非洲戰略經營的投資額迅速上升。
為什么會被“妖魔化”
但為什么會被“妖魔化”？這個問題或許還得從外援的根本尋找原因。
布羅蒂加姆在書中引用了杜導斌的《中國對外援助應該人所共知》一文，借此來反映我國民眾對政府援非的態度。而在國際上，龐大與神秘一直成為西方國家對中國援非的描述詞匯。無論是國內社會還是國際社會，都對大陸政府對援非金額的不透明性不滿。而在布羅蒂加姆看來，我國政府對外援助的具體細節之所以守口如瓶，就在于大陸與臺灣的外交較量的敏感。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媒體也逐漸報道了政府援非的內容，也逐漸地放開了歷史上的援非資料，雖然公開數據能夠披露一些信息，如中國進出口銀行為了獲得全球信用評級而公開過的賬目，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援非的全部過程及其檔案數據，對于國內外而言，依舊是一個沒法解開的謎團。也正是因檔案與數據的不夠透明，西方國家誤將中國在非洲戰略經營額定義為援助額，導致西方國家對中國援非一直保持質疑態度，他們害怕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經濟變革與政治變革等。據布羅蒂加姆的數據分析，中國的援非貸款遠遠低于美法德，排在第四位。
從中國援非政策的變遷歷史來看，毛澤東時代的援非政策確實將政治因素放在首位，這就給西方國家帶來誤解，認為中國當下對非洲的貿易是經濟偽裝之下的“新殖民主義”。另一方面，中國在援非政策發展都一以貫之地帶有政治色彩。當初為了打破國際封鎖中國爭奪對非援助時，曾想在非洲動員共產主義革命；如今所選拔出來的援助人員也得經過政治審查，挑選“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才進入非洲，這給西方國家以口實。并且，在“漠視人權”或“支持獨裁政權”的指責聲中，中國因其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與蘇丹、津巴布韋等獨裁政權的經貿關系都是西方輿論的焦點。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額不斷擴大，加上各種優惠政策與西方國家相比更容易得到非洲國家的合作，這便壓縮了西方國家在非洲的投資。由于中國貿易商品的價格優勢，對于商業管理不善、產業尚未成功轉型的某些非洲國家來說，中國進口產品的猛增對當地脆弱的工廠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威脅，也必然會遭到當地民眾的反對。但實際上，這種商業競爭能夠促進非洲產業技術和工業能力的提升。而且，中國也為非洲某些工廠提供援助資金，幫助他們獲取新的競爭力。隨著農業項目在非洲的投資合作深入，大量的中國人前往非洲當起了農民，在非洲的中國人口不斷激增，讓當地人對人口的比例產生了差異性的幻覺，他們恐懼中國在非人口的激增將擠壓自己的生存空間和商業貿易。
由于中國人習慣了國內的土地公有制，在非參與農業的過程中，土地所有權問題成為中國人與非洲人之間的矛盾激發點。而承包制所帶來的遷移，讓生于斯長于斯的非洲人無法接受。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援非過程中擁有很多“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本應是與當地社區和公民社會組織融合交流的極好機會，但中國人在非洲卻建造獨立的生活區，并不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這就導致了交流方面的隔閡。據布羅蒂加姆的實地調研發現，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的援助項目很少與其他捐助者的項目結合，也鮮少參加援助協調活動，連世界銀行帶領下的援助協調活動也缺席，這就讓西方國家和非洲當地民眾對中國在非洲的地方政治關系產生了誤解。
再者，我國在非的基礎設施建設被認為其目標是將非方的自然資源運回中國。雖然這些活動與資源有關系，但我國采取的是“互利共贏”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創造商機。事實上，對資源的依賴與中國的選擇關系不大，由于非洲自身產業結構過于單一造成其盈利能力較低。在自然資源的投資項目上，由于我國政府對當地勞動法規了解較少，有些企業為了逃避對工人的義務，將合同轉讓給當地企業，本應承擔的責任則轉嫁給了中間商。另一方面，因對非洲自然資源的開發過程中環保意識較弱，導致了非洲自然環境的受損，也廣為西方國家詬病。布羅蒂加姆在非洲實地考察時卻發現，并非只有中國如此為之。雖然這也不能構成對中國投資商的辯護理由，但顯然對中國的投訴顯得更有針對性。
在與非洲的合作中，由于中國投資合作的非洲國家數量龐大，除去與治理最好的非洲國家合作之外，中國也與被認為非洲最腐敗的幾個國家合作；加上中國國內的腐敗狀況在國際上造成的不良影響，西方國家對中國在非洲的官商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而中國投資合作賬目等方面的不夠透明性質，對政府一直抱有怨言的非洲當地人和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合作環節產生了懷疑。
而在《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一書中，布羅蒂加姆通過對各國數據及案例的實地調查或數據分析發現，其實這些狀況在其他國家也存在，并非只存在于中國。中國在非洲真的是一個“流氓捐助者”嗎？布羅蒂加姆并不這么認為，“許多對中國援助與參與的驚慌和恐懼都是建立在錯誤信息基礎上的，并且所發出的警告與事實是不相符的”；“主要問題不是它對中國在非洲的行為有不準確的描述，而是因為存在意識形態的取向，它對中國的批評脫離了世界體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較分析的視角”。但他也在《正在參與的中國》章節中說，“中國在援助與出口信貸方面守口如瓶，缺乏透明度肯定會引起懷疑和擔心”。
布羅蒂加姆的短板
雖然布羅蒂加姆本書的研究是建立在奔走于中國大陸、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的實地調查和數據分析上，但若分析采用的資料可得知，布羅蒂加姆引用的資料除去當面采訪（且在閱讀過程中，幾乎沒能看到他是否曾經驗證過真實性）之外，幾乎沒能得到第一手資料，這就使得其對中國援非的研究顯得比較單薄，無法展開深入研究。
在他的研究中，忽視了外交官的回憶錄和口述史，對于中國方面的資料引用，除去訪談之外，就是新華社等報道。比如曾經做過援外工作的旅加學者陶短房，曾長期在外貿行業非洲口打交道，在非洲時也曾擔任過執行秘書，對中國援非頗有研究，卻未曾進入布羅蒂加姆的視野之中。當然，大陸方面的援非史料或數據尚未全部公開，但當代中國研究所張勉勵在《中國對外援助問題研究述評》一文中有這么一段信息：“外交部檔案館自2004年以來已相繼開放了1949年至1960年的解密外交檔案，其中披露了不少關于這一時期對外援助的細節。”而布羅蒂加姆卻沒能利用這些檔案，多少有些不該。
而且，在閱讀的過程中，明顯能夠感覺到布羅蒂加姆在材料的選擇以及寫作的傾向上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讓人感覺他似乎故意在取舍一些方面的資料。對于研究來說，話題的論證并非在于利用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放棄對話題不利的資料。倘若資料的選擇上有傾向性的取舍的話，只能讓研究陷入片面的觀察之中。當然，我并非對中國援非有何偏見，而是希望學者在研究的時候能夠做到持中秉正的立場，如此才能看到觀察到真正的“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
by蕭軼
副標題: ——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
作者: [美] 黛博拉·布羅蒂加姆
譯者: 沈曉雷 高明秀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近些年，中非關系越發緊密，國內外對中國援助非洲的關注也未曾退熱過。尤其在西方，甚至在非洲大陸，對中國的援非一直都遍布著各種流言蜚語，這已導致中國在非洲援助問題的輿論中如坐針氈，陷入各種輿論的漩渦。
在2007年，《紐約時報》曾刊登過社論《非洲法治的庇護者》。在這篇社論中，中國被質疑正在進行“冷酷的人民幣外交”，與實行“種族滅絕”的蘇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關系”，并將津巴布韋總統羅伯特·穆加貝當做“最喜歡的人”，這就導致了津巴布韋缺乏自由選舉和“理智的經濟政策”。除此之外，該社論還對中國廉價商品進入非洲進行質疑，認為中國的這種做法使得最為貧窮的非洲工人變得更為窘困，并且還對非洲人進行剝削等。
對國內來說，中國援非一直被部分人當做亂撒錢的批判事項；對國外來說，中國援非被質疑為“新殖民主義”或對此持“掠奪資源論”、“漠視人權論”等。中國對非援助，猶如《羅生門》一樣，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國際輿論的焦點。近年來，布羅蒂加姆通過在非洲各國的實地調研和對各國援非相關政府機構與組織實地采訪，希望將中國援助與經濟參與從神話中剝離出來，希冀還原中國援非的真實面目。最近，美國學者黛博拉·布羅蒂加姆對中國援非的研究著作《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了，透過該書對中國援非歷史的研究和調查，但我們真的可以見證真實的中國援非原貌嗎？
中國援非政策的變遷
中共建政到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是中非關系的建議、發展時期，并且中國參與非洲事務最初還是處于被動。二戰之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峙，加上朝鮮戰爭之后，中國又與印度交惡，中國找不到除了非洲之外更好的伙伴。隨著我國政權在意識形態分歧上與莫斯科的分道揚鑣，并試圖在美蘇兩極格局中保持平衡狀態，非洲新獨立國家和不結盟世界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對象。當西方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蘇聯對非活動之上時，被忽略的我國政權主動出擊，至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才開始引起西方國家的恐慌，因為中國在此期間成為第一個建立援助計劃的國家。在幾十年的全方位國際封鎖之下，中非關系處于“非經濟行為”，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取向的異同決定著國家之間的關系，經濟利益讓道于政治外交需求。為了打破封鎖僵局，中國實行以單方面援助為主、雙邊貿易為輔的外交策略。
再則，20世紀70年代，臺灣方面對非洲國家展開金錢外交，大陸政權只能提供比臺灣更有利益誘惑的援非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外再加上承認“一個中國”為條件，是否拒絕承認臺灣政權成為我國政府援非的首要政治條件。臺灣與大陸都紛紛展開各種龐大的援助，希望拉攏非洲國家對其政權的認可。隨著大陸經濟的崛起與臺灣的不堪重負，大陸采取一勞永逸的重金援助。直到2008年馬英九上臺后，臺灣才放棄金錢外交，停止外交戰。金錢外交對大陸最明顯的回報，便是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因為提議的23個國家都是中國的援助對象，所以毛澤東才會說是非洲的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除此之外，其延續性的效應在于，從1990年起，在非洲國家的支持下，中國連續多年挫敗西方國家在聯合國提交的反華人權提案。1997年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支持中國向聯合國大會提出的“不采取行動”動議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個國家來自非洲。這個延續性的援助效應，在《龍的禮物》一書中卻被忽略了。當然，布羅蒂加姆在書中說了這一句話很有意思：“非洲大陸到處都是處于經濟危機和比較脆弱的國家，但并不是每個國家都能被列入中國預算支持的名單。不禁讓我猜想可能需要臺灣在一旁時刻準備著才能使中國國庫的守護者拿出實際的現金。”
而當中國大陸處于“文化大革命”時，實行市場經濟和多黨制的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出現了惡化，中國此時在非洲的外交只局限于主張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黨掌權的國家，這種意識形態掛帥的做法給中非關系帶來了消極影響。
1978年成為中國轉向市場的分水嶺。鄧小平謹慎著“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對非援助和在非經濟參與在改革開放之下，受到“其自身作為受援國和外國投資接收國的經歷”與中國轉型為“更具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征而非共產主義獨裁國家特征的國家主導型參與模式”的影響。“在過去的援助項目并不考慮成本和經濟效益的前提下”，使得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年均援助額高得驚人。而國內百廢待興也需要確保有限的援助資金有利于自身的現代化建設。趙紫陽訪非時并未提及“援助”，而是強調與非洲國家的多種新型合作方式。自從趙紫陽訪問非洲之后，把無償援助改成有償援助，中非關系中便存在商業利益，而早期則沒有商業利益。此后的幾年內，在履行以前的援非合同的同時，中國援非政策悄然從項目援建、人才培養和物資供給，調整為共同發展，推動中國國企進軍非洲設點辦廠，中國還從日本對中國的援助政策中學習，補償貿易政策的推行也填補了中國國內現代化進程的原料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