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5年開始，中國對外援方式又進行了改革，大力推行政府貼息優惠貸款和援外項目實行合資合作等方式，對外援助資金和銀行貸款相結合，援助、貿易和投資等方面都實現了雙贏。2000年，中國又創建區域性組織來支持援助與經濟合作相結合的援非計劃。隨著中國一些勞動密集型和缺乏競爭力的“成熟型產業”在國內喪失競爭力后，中國又選擇非洲作為投資地點，如此也可規避歐洲的貿易壁壘。在加入WTO的過程中，中國既需要自然資源又需要建立正在崛起而又“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非洲再次成為中國感興趣的投資地點。從此，全球化的中國援助更多地作為互惠互利的投資潤滑劑，讓國企和民企中的龍頭企業，以及自主知識產權、高附加值的民企在政府有意識的安排下走進非洲，中國在非洲戰略經營的投資額迅速上升。

為什么會被“妖魔化”

但為什么會被“妖魔化”？這個問題或許還得從外援的根本尋找原因。

布羅蒂加姆在書中引用了杜導斌的《中國對外援助應該人所共知》一文，借此來反映我國民眾對政府援非的態度。而在國際上，龐大與神秘一直成為西方國家對中國援非的描述詞匯。無論是國內社會還是國際社會，都對大陸政府對援非金額的不透明性不滿。而在布羅蒂加姆看來，我國政府對外援助的具體細節之所以守口如瓶，就在于大陸與臺灣的外交較量的敏感。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媒體也逐漸報道了政府援非的內容，也逐漸地放開了歷史上的援非資料，雖然公開數據能夠披露一些信息，如中國進出口銀行為了獲得全球信用評級而公開過的賬目，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援非的全部過程及其檔案數據，對于國內外而言，依舊是一個沒法解開的謎團。也正是因檔案與數據的不夠透明，西方國家誤將中國在非洲戰略經營額定義為援助額，導致西方國家對中國援非一直保持質疑態度，他們害怕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經濟變革與政治變革等。據布羅蒂加姆的數據分析，中國的援非貸款遠遠低于美法德，排在第四位。

從中國援非政策的變遷歷史來看，毛澤東時代的援非政策確實將政治因素放在首位，這就給西方國家帶來誤解，認為中國當下對非洲的貿易是經濟偽裝之下的“新殖民主義”。另一方面，中國在援非政策發展都一以貫之地帶有政治色彩。當初為了打破國際封鎖中國爭奪對非援助時，曾想在非洲動員共產主義革命；如今所選拔出來的援助人員也得經過政治審查，挑選“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才進入非洲，這給西方國家以口實。并且，在“漠視人權”或“支持獨裁政權”的指責聲中，中國因其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與蘇丹、津巴布韋等獨裁政權的經貿關系都是西方輿論的焦點。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額不斷擴大，加上各種優惠政策與西方國家相比更容易得到非洲國家的合作，這便壓縮了西方國家在非洲的投資。由于中國貿易商品的價格優勢，對于商業管理不善、產業尚未成功轉型的某些非洲國家來說，中國進口產品的猛增對當地脆弱的工廠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威脅，也必然會遭到當地民眾的反對。但實際上，這種商業競爭能夠促進非洲產業技術和工業能力的提升。而且，中國也為非洲某些工廠提供援助資金，幫助他們獲取新的競爭力。隨著農業項目在非洲的投資合作深入，大量的中國人前往非洲當起了農民，在非洲的中國人口不斷激增，讓當地人對人口的比例產生了差異性的幻覺，他們恐懼中國在非人口的激增將擠壓自己的生存空間和商業貿易。

由于中國人習慣了國內的土地公有制，在非參與農業的過程中，土地所有權問題成為中國人與非洲人之間的矛盾激發點。而承包制所帶來的遷移，讓生于斯長于斯的非洲人無法接受。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援非過程中擁有很多“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本應是與當地社區和公民社會組織融合交流的極好機會，但中國人在非洲卻建造獨立的生活區，并不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這就導致了交流方面的隔閡。據布羅蒂加姆的實地調研發現，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的援助項目很少與其他捐助者的項目結合，也鮮少參加援助協調活動，連世界銀行帶領下的援助協調活動也缺席，這就讓西方國家和非洲當地民眾對中國在非洲的地方政治關系產生了誤解。

再者，我國在非的基礎設施建設被認為其目標是將非方的自然資源運回中國。雖然這些活動與資源有關系，但我國采取的是“互利共贏”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創造商機。事實上，對資源的依賴與中國的選擇關系不大，由于非洲自身產業結構過于單一造成其盈利能力較低。在自然資源的投資項目上，由于我國政府對當地勞動法規了解較少，有些企業為了逃避對工人的義務，將合同轉讓給當地企業，本應承擔的責任則轉嫁給了中間商。另一方面，因對非洲自然資源的開發過程中環保意識較弱，導致了非洲自然環境的受損，也廣為西方國家詬病。布羅蒂加姆在非洲實地考察時卻發現，并非只有中國如此為之。雖然這也不能構成對中國投資商的辯護理由，但顯然對中國的投訴顯得更有針對性。

在與非洲的合作中，由于中國投資合作的非洲國家數量龐大，除去與治理最好的非洲國家合作之外，中國也與被認為非洲最腐敗的幾個國家合作；加上中國國內的腐敗狀況在國際上造成的不良影響，西方國家對中國在非洲的官商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而中國投資合作賬目等方面的不夠透明性質，對政府一直抱有怨言的非洲當地人和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合作環節產生了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