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研究陳獨秀、中國托派多年，你的研究主張與思想有過怎樣的變化？這一變化是否也在本書中有所體現？

答：對陳獨秀大革命時期右傾本位主義錯誤，原來接受傳統的黨的兩個“歷史問題決議”的觀點，認為是正確的。我在80年代所寫的文章里，也是同意這些舊說。本書則推翻此論，認為陳獨秀是違心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而且是每次抵制的主張。結果我的觀點獲得了認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2002年出版時，還是給他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認為他應該對大革命“負主要責任”，經我提議后，與黨史第二卷一起再版時，悄悄地改為“右傾錯誤”了。

對于陳獨秀的民主思想，我原來認為他走了一個“之”字形的軌跡，從民主開始，最后回歸民主。這是一個傳統的舊觀點?，F在認真研究他的晚年思想，我認為是他重提民主是“升華”，而不是“回歸”。因為他在五四時期倡議民主主要是反封建專制，而經過自己多年的實踐，他晚年所提的民主，主要是反對各種形式的專制。

另外，關于對中國托派的認識。1994年出版的《中國托派史》受當時的一般觀點影響，是站在“成王敗寇”的立場上寫的。對托派全面否定。經托派老人鄭超麟、王凡西批評后，認識到這個立場很淺薄，現在我認為，中國托派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反對派，在中國民主化的歷史上應有偉大的意義。雖然它是失敗了，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因此本書中沒有對它再全面否定。托派分子們個人也像陳獨秀那樣，懷著救國和人民幸福的崇高理想而不屈奮斗，他們中一部分的骨干在國民黨、中共的執政下受盡牢獄之苦，但也并不后悔。這種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問：書中對一些歷史現象的描述，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其他研究成果有所區別。如727頁講到王明批判陳獨秀時，就涉及到王明與毛在抗戰初期的明爭暗斗，但描述與高華等學者的分析、描述不同。雖然這屬于背景描述，但可能也反映了您的特殊看法。請問您在此處如此寫的考慮是什么？根據又有哪些權威材料？

答：我的觀點與高華的看法并不矛盾。

其一，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專門分析、揭露、批判毛澤東一個人的奪權野心。對王明1937年11月回國后與毛的爭斗，只擺事實，不作評論。其實從王明是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委托，作為代理人向毛轉達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他在12月會議上對毛的統一戰線政策及游擊戰術的嚴厲批評，實際上形成毛、王分享中共最高權力。從新政治局名單、七大籌委會名單的出爐，都能看出王明的特殊地位，再到長江局時期，王明在武漢建立“獨立王國”與毛對抗，事事都可得出王明對黨權的野心。而且從歷史看，王明也不是一個謙恭退讓的人。六屆六中全會時任弼時口頭傳達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與毛）爭當領導人了”。這恰恰說明王明是有野心的。

其二，高華的著作中為了專門揭露毛，不自覺地掩護了王的野心，因此他也故意回避王明把陳獨秀和托派誣陷成漢奸的問題，書中只字未提。王從35年起，就在他控制的巴黎《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地血口噴人，要置陳與托派于死地，還在12月會議上以此作為打擊毛的一個重要問題。

問：王明對陳獨秀、對托派的攻擊，是不是蘇聯、共產國際和托洛茨基的斗爭在中國的一種表現？

答：是的。王明這么做，不只是為了在黨內奪權，還要表示對蘇聯、對斯大林的效忠，所以他回國之后就進行肅托運動。而且要注意，毛澤東雖然在六屆六中全會擊敗了王明，但還是要繼續爭得蘇聯的支持，所以他繼續進行肅托。

問：陳對社會問題經常有超乎常人的見解，可是在當時基本都不被接受。為何他沒能說服他人？

答：他的觀點不被接受，首先是因為國民素質普遍太低，如陳所說：沒有西方民主國家人民的素質，長期受儒家思想洗腦，有奴性。其次是因為陳所批評的人，從孫中山到斯大林，在當時都籠罩著神圣的光環，他們對民眾的鼓動性很強，而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民眾更容易受到他們的影響。

而陳獨秀的很多觀點都是思想家的預言，思想家都是孤獨的。他的思想開始不能讓大家都接受，當他的預言被證實、思想被接受的時候，他自己又前進了，否則他就不是思想家了。

問：他所堅持的“科學與民主”思想，主要是在他的社會與革命實踐里形成，還是主要來自對日本或者歐美經驗的學習？

答：他在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那主要是得益于他在日本留學時期，學到的西方經驗，后期主要是自己在實踐中的體會，特別是經過幾十年領導中共和中國托派的活動，為無產專政而奮斗的經歷。

問：自1920年起，陳獨秀的社會活動都與蘇聯（蘇共）及其掌握的共產國際脫不開關系。對于蘇聯給陳獨秀后半生的巨大影響（無論是好是壞），你如何評價？

答：蘇對陳的負面影響，如我在書中所述，是用組織紀律對其進行壓服。從1925年北京十月會議上陳獨秀第一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開始，到1927年八七會議和1929年被中共開除，是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他違心地放棄了自己一些正確的思想來服從，結果成了替罪羊。

積極的作用，是蘇聯、共產國際的專制，促進了他晚年民主思想的形成。

客觀地來看，如果沒有蘇聯、共產國際的組織紀律的約束，至少會有兩種可能，一是像毛澤東那樣，摸索出另一條正確而勝利的道路；二是如陳的至交汪孟鄒所說，以他的性格可能會亂來。結果更糟。陳沖動的性格比如上海第三次暴動后，他曾想沖擊英租界，逼蔣反帝，來挽救時局；武漢時期，陳也同意蔡和森提出的號召全黨反帝的意見，想以此挽回國共合作。

問：托洛斯基對陳十分看重，多次支持陳，除了政治見解一致之外，還有何其他原因？托氏對陳的這種特殊關懷，對蘇共、中共對陳的態度有何影響？

答：托氏多次關注、看重、幫助陳，當然以共同政治見解為基礎，但更重要的是陳的革命經驗與崇高威望。陳擔任中共五屆領導人，還做過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國際威望。在國際托派運動中是罕見的。托洛茨基在當時組建“第四國際”與斯大林對抗，急需陳獨秀這樣的人才，他明確向中國托派表示要把陳請進“第四國際”總干事會，就是他看重陳政治威望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