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舊事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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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被記錄下來，發生過的事情、事件才能進入“歷史”、成為“歷史”。沒有記錄，便無“歷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很少被自己描寫、記錄，因此農民自己的“歷史書寫”幾呈空白狀態。只要比較一下城市“插隊知青”和農村“回鄉青年”自己寫的小說、回憶和研究間的巨大反差，就可知道這種歷史的話語權完全被“城市”掌控，在歷史話語權力場域中，“農村”是徹底的弱者，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農民無歷史”。

因此，偶有農民發聲，便格外值得珍視。遼寧農民梁書香的回憶錄《難忘歲月》 （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是農民自我歷史書寫中的精粹之作。作者出生于1946年元月，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離開農村，在農村完整度過了毛澤東時代。而且，作者以女性的細膩，對那個年代農村生活的細節，如怎樣評定工分、“吃食堂”時怎樣分飯、春節各家各戶為磨面怎樣“搶磨”、如何爭草爭柴、不識字的農民如何“早請示晚匯報”“背語錄”等“雞毛蒜皮”、“雞零狗碎”，都一一道來。

一

東北是“老區”，當生長于富裕的遼南旅大地區的梁書香有清晰記憶時，“土改”早已完成，她的清晰記憶是從她的家鄉，新金縣皮口鎮唐家房鄉塔寺大隊大郭屯的合作化、大躍進、公社化開始的。

大躍進

有些事情，如1957年的“反右”，城里人沸沸揚揚，最后影響了數百萬人的命運，但這一年卻是農村百姓心中的太平年。只要能干活吃飯，種下的莊稼收到手里，再苦再累，農民也就知足了。突然，1958年“大躍進”來臨。剛開春，各村能張貼東西的地方都貼滿了大標語，村里的墻壁都寫滿了各種氣壯山河的口號、宣傳畫。輿論的猛烈讓人透不過氣來，村村隊隊、學校機關、各個團體都雷厲風行地行動起來。一切都軍事化、戰斗化，什么小組戰、連隊戰、大兵團會戰……每天干活不叫干活，叫“會戰”，在數也數不清的這“戰”那“戰”中，紅旗招展，歌聲振天，叫號聲此起彼伏，人們每天干活時間長達十五六個小時。她承認：“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大躍進，平民百姓開始感到新鮮、振奮、激動”，“為農村死水般的日子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對未來的暢想和期盼。既然苦干三年幸福就到，誰還不愿意，誰跟幸福有仇？” （第53頁）

從來沒見過高爐、煉鋼的農民，現在社社隊隊都在大煉鋼鐵，土高爐林立。正在上小學的她也停課去淘鐵砂，結果煉出的是一坨坨黑渣。為高產深翻土地，把生土都翻到上面，結果反而不長莊稼。推廣一驢拉八盤磨的新發明，其實是靠滾珠軸承作用，磨扇是轉起來了，但輕飄飄沒有一點壓力，什么活也干不成。最令十二、三歲的她激動的，是附近“大兵團作戰”：修水庫建大壩，白天人山人海，晚上不是挑燈夜戰就是放電影、唱大戲。結果是毀了良田，并無作用，大壩在1960年又掘了。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近20年后的“文革”后期。

她記得1970年代的“農業學大寨”，各地都要向“窮山惡水開戰”，沒有“窮山惡水”的遼南也要“開戰”。上級向各社隊下達了治山任務，她所在的隊下達的任務是治理荒山3000畝。為了完成“三千畝”，與大躍進時期一樣，組織“會戰”，在略有坡度的良田上筑壩埂，完成指派的任務。但隨著“四人幫”的垮臺，只為應付農業學大寨而在山坡上亂挖一氣的所謂治山就此停止，一些壩埂又被清除。

吃食堂

“吃食堂”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重要內容。最高層為此進行過長達數年的激烈討論、爭論甚至斗爭，一些人因主張解散食堂被打成“右傾”，影響自己和家人的命運。

“吃食堂”與后來的“大饑荒”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許多人的生與死，都與此有關。梁書香是個小而又小的人物，但她的“底層”細致回憶，反映了這種決定的荒誕。吃食堂首先要把各家各戶的糧食全部收走：“糧食一律由公共食堂統一管理，個人家里什么也不準存，就說我們家吧，從吃食堂開始，家中里里外外，連顆耗子吃的糧食都找不見”。一起吃飯，各家各戶都拼命搶占好地盤，每天都有孩子為此打架。遼南農村，較小的村落也有五六十戶、大的有上百戶，住得分散，不少戶住得離村中心有一二里遠，短時間還可以，每天三次要到食堂吃飯，實在受不了。雨天和風雪天，去吃飯更是個大問題。家有老人走不動，還要打回去吃，飯菜全都涼透。如果家有病人，根本無法照顧。東北農村家家要燒火炕，即使在夏天也得通煙火，以防石板和泥土盤返潮，家家戶戶就靠一天三頓飯產生的熱量給火炕加溫?，F在要吃食堂，自家不開火，但火炕仍要特意燒草加溫。農村柴火極缺，所以老百姓說吃公共食堂是“一槍兩個眼”，浪費了糧食也浪費了燒草。食堂的浪費和掌勺者的多分，更不在話下。

1959年秋，梁書香進入新金縣第七初級中學。這所中學是建立在她們公社的農村中學，離家十幾里路，每天上下學，她都要跨過4條小河、翻過3個山包、穿過2個村莊。一天兩天，上學放學，一路上她看到地里成熟的莊稼無人收獲，壯勞力都去參加各種“會戰”了。

這些政策綜合作用的后果就是“大饑荒”，“饑餓記憶”是此書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只有經過那種長期饑餓、曾在死亡線上掙扎者，才會有如此真切的記憶。

大饑荒

1960年春天還沒過去，公共食堂就沒糧斷炊了，這時卻叫老百姓自己回家解決吃飯問題。但問題在于，新糧沒下來，百姓家的陳糧早在辦食堂時被搜光了，只好到生產隊哭天喊地。生產隊干部再次挨家挨戶搜查，發現各家確實已無一粒糧食。終于，只得靠野菜度日。

有一次上面發了救濟糧，但仍不直接發給社員，而是要求食堂做飯。此時農民深感食堂之弊，深知這一點點“救命糧”只有在自己手中才能救命，只能大罵隊長。隊長其實也完全明白，只好把食堂偷偷解散，又怕上邊來人不好交代，于是千叮嚀萬囑咐，要大家嘴巴嚴點，對外千萬不能說公共食堂不辦了，可憐兮兮地說：“大家行行好，千萬不要對外聲張，別炒了豆大伙吃，砸了鍋是我一人的事。”強調辦食堂是上級的指示，自己也沒辦法。“聽說是上級指示，大家就不敢再說什么，但心里都想不明白，公共食堂明明臭不可聞，為什么非要硬撐著呢？上面怎么就不看看下邊的實際情況，非把大家往絕路上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