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時任美國駐臺灣代表的丁大衛萌發了為他立傳的念頭，不過這位蔣經國基金會顧問卻拒絕由基金會出錢寫一本官方傳記。1994年底，丁大衛赴臺灣出席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議之余，拜訪臺灣《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并請余紀忠先生贊助出版蔣經國傳記一事，余紀忠慨然允諾。丁大衛返美，找到了他在美國國務院長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陶涵欣然受命，于1995年夏開始《蔣經國傳》的寫作。3年后，書稿完成，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審定。哈佛大學出版社極其慎重地委托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何偉林（William Kirby）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審查該書稿。兩位學者給出的意見是：無論從史學或政治學的角度看，《蔣經國傳》都是極其精辟之作，建議出版。陶涵的英文初稿原800多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認為太長，后濃縮刪減為435頁。2000年10月，《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正式推出。
《蔣經國傳》出版后，在西方學界好評如潮，哈佛大學出版社決定資助陶涵繼續寫《蔣介石傳》。這一次，陶涵花了5年時間完成這部傳記。2009年4月，陶涵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晒鸫髮W出版社出版，隨后被評為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歷史類好書、吉爾伯獎2010年最佳圖書。
在其1961年出版的《袁世凱傳（1859-1916）》中，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華裔歷史學家陳志讓說道：“現代意義上的傳記，從來沒有，至今也未能在中國出現。”陳志讓抱怨，他手上的資料盡是一些沒有說服力的資料碎片，明顯帶有偏見，甚至可能是編造的。而他所能做到最好的是“通過看穿一個人來寫一段歷史，而不是根據歷史來寫一個人”。陳志讓的抱怨幾乎是困擾近代歷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傳記寫作的最大問題。而蔣氏父子傳記最為獨到的地方正是其獨一無二的資料。為了寫蔣經國傳，陶涵訪問了160余位與蔣經國有直接關系的人，專程去臺灣三次、大陸兩次，到過臺北、北京、南京、寧波、溪口、奉化、南昌、贛州等地。不過，最新奇的是其中莫斯科以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今未公開的一些資料，以及陶涵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國務院等單位提供的涉及蔣經國而尚未解密的文件。英文版的蔣經國傳，注釋和索引就多達90頁。而蔣介石傳中所引用的資料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注釋多達2000多條。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為《蔣介石與現代中國》所建的網頁上，專門列出書中所引用的新資料和第一手材料便有15項。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對蔣介石日記的引用。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時任美國駐臺灣代表的丁大衛萌發了為他立傳的念頭，不過這位蔣經國基金會顧問卻拒絕由基金會出錢寫一本官方傳記。1994年底，丁大衛赴臺灣出席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議之余，拜訪臺灣《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并請余紀忠先生贊助出版蔣經國傳記一事，余紀忠慨然允諾。丁大衛返美，找到了他在美國國務院長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陶涵欣然受命，于1995年夏開始《蔣經國傳》的寫作。3年后，書稿完成，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審定。哈佛大學出版社極其慎重地委托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何偉林（William Kirby）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審查該書稿。兩位學者給出的意見是：無論從史學或政治學的角度看，《蔣經國傳》都是極其精辟之作，建議出版。陶涵的英文初稿原800多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認為太長，后濃縮刪減為435頁。2000年10月，《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正式推出。
《蔣經國傳》出版后，在西方學界好評如潮，哈佛大學出版社決定資助陶涵繼續寫《蔣介石傳》。這一次，陶涵花了5年時間完成這部傳記。2009年4月，陶涵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晒鸫髮W出版社出版，隨后被評為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歷史類好書、吉爾伯獎2010年最佳圖書。
在其1961年出版的《袁世凱傳（1859-1916）》中，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華裔歷史學家陳志讓說道：“現代意義上的傳記，從來沒有，至今也未能在中國出現。”陳志讓抱怨，他手上的資料盡是一些沒有說服力的資料碎片，明顯帶有偏見，甚至可能是編造的。而他所能做到最好的是“通過看穿一個人來寫一段歷史，而不是根據歷史來寫一個人”。陳志讓的抱怨幾乎是困擾近代歷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傳記寫作的最大問題。而蔣氏父子傳記最為獨到的地方正是其獨一無二的資料。為了寫蔣經國傳，陶涵訪問了160余位與蔣經國有直接關系的人，專程去臺灣三次、大陸兩次，到過臺北、北京、南京、寧波、溪口、奉化、南昌、贛州等地。不過，最新奇的是其中莫斯科以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今未公開的一些資料，以及陶涵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國務院等單位提供的涉及蔣經國而尚未解密的文件。英文版的蔣經國傳，注釋和索引就多達90頁。而蔣介石傳中所引用的資料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注釋多達2000多條。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為《蔣介石與現代中國》所建的網頁上，專門列出書中所引用的新資料和第一手材料便有15項。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對蔣介石日記的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