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過這些日記和其他新資料，以及五年的尋訪和閱讀，陶涵發現蔣介石是一個“高度矛盾的人”——“他是一個現代的新儒家，但也支持女權，也能接受宋美齡同性戀外甥女孔令偉公開穿男裝。他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但不介意自己除了兩個非婚生孫子之外，所有的孫子女全是歐亞混血兒。他沒有太多領袖魅力，大體上也不為同儕所喜歡，但有時他的堅決、勇氣和清廉往往也使他頗受愛戴。他是個很自我約束的人，但卻具備氣勢凌人的個性，表面看來沉著、不茍言笑，脾氣極壞，卻又笑容可掬，偶爾傷感啜泣。從日記分析，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墒?，一旦面臨對國家存亡、統一或他本身統治地位的威脅，他會不惜訴諸殘暴手段。在日記中，他有時候會陷入偏執的怒吼，但是碰到危機又往往能夠冷靜分析事理。”

在陶涵筆下，一向刻板、單薄的蔣介石形象變得有血有肉，也更加豐富復雜。如1931年12月初，宋慶齡來訪，向蔣介石說，如果他肯釋放被捕的共產國際特務牛蘭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蔣經國。宋美齡力促蔣介石接受。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死于革命的卅多萬官兵“猶親生扶養之子”，他怎能把個人需求置于國家利益之上？1941年6月18日，蔣介石讀到某西方通訊社報道德國和土耳其簽署條約的譯文后在日記中寫下：“德之攻俄，畢不出數日矣！”并召見當時中共駐渝代表周恩來，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6月22日，納粹兩百萬大軍進攻蘇聯。1971年7月9日，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訪華，直至六天后基辛格一行離開北京，尼克松才宣布。蔣介石在其日記中寫道：“以靜制動，以正克邪。”史景遷在《紐約時報》對該書評價道：“透過蔣介石日記的慎選引用，陶涵成功表露了蔣介石的個人特質。陶涵拒絕一般認為這些日記不值一曬，毫無歷史旨趣的想法，相反的，日記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軍事局勢的生動細述，他讓我們更貼近這些還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種程度上，陶涵在蔣介石與他置身的世界之間建構了更具個人感性的連結。”

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陶涵引用的新資料和第一手資料還有秦孝儀編纂的十二冊《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在莫斯科發現的共產國際組織和中國共產黨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的重要聯系記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史研究室2002年發布的張學良將軍的一些文件、日記和錄音采訪，胡佛研究院檔案圖書館2003年公布的宋子文檔案，1940年代后期到1975年駐中國和臺灣的美國外交官的采訪CD，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家檔案館獲得的機密文件以及新近出版的回憶錄、哈佛大學學術會議論文以及數百次采訪……這些資料的運用不僅讓蔣介石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也讓人們對許多歷史事件有進一步的了解，比如幾乎占了全書三分之一篇幅的蔣介石與史迪威、馬歇爾之間的關系。作為外交官，陶涵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引用并提及的資料讓人從另一個角度看到抗戰時期和內戰時期的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并提供了獨特的國際背景讓人重新看待那段歷史。

陶涵沒有回避蔣介石的幾次“極端行為”。“如1947年他下令批準的‘三二八事件’，1947至1948年把數十萬大軍送進東北遭殲滅，以及1949年撤守臺灣后頭幾年的大規模執刑。這些行為不僅違反人性，而且以蔣本身的目標來講，也沒有必要。”不過，在陶涵看來，蔣介石在臺灣25年，“以經濟和社會指標而言，他相當成功，為臺灣的經濟奇跡奠定了基礎——這份成績在他撒手人寰時，可謂功大于過”。陶涵記載，據二戰時的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將軍本人所述，蔣介石曾告訴魏德邁：“如果我至死還是獨裁者，不過與其他獨裁者一樣與草木同朽；可是如果我成功的為民主政府建立真正穩固的根基，我會永遠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家庭中。”

陶涵筆下的蔣介石是復雜的。歷史中的蔣介石究竟是獨裁者，還是民主社會的推手？是一位失敗的軍閥，還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隨著新的資料出現、時間的推移，蔣介石的形象或許還會有新變化。面對難以識別的歷史和今天的臺灣，可謂：青山擋不住，畢竟東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