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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奎松:直面中國革命(6)
    導語:如果整個意識形態還是舊的、傳統的,脫離我們今天整個社會的現狀和現實,包括社會矛盾本身的特點,意識形態講一套話,現實生活是另外一種情況,這樣的問題永遠解決不了。一定需要領導者或者執政者有一個足夠的勇氣,能夠把我們歷史中各種各樣的東西總結起來,看到未來的前途,人類歷史發展的總的走向是什么樣。如果我們還是完全從過去的思維邏輯出發的話,我們永遠走不出來

     

     

    他把中共黨史從法學變成了史學       

    雷頤:我講三點,首先向奎松表示祝賀。第二講我和他的關系,這套書出版我也感到與有榮焉。因為我是1985年到近代史所工作,從1985年夏天就認識了奎松兄,他給我們投稿,當時他的老師正好在我們編輯部,不斷有他的稿子來,我就開始給他編稿,就認識了。我們一直關系非常好。剛才我本來要講的細節,楊先生已經講出來了。我們在看很多檔案很震驚,但是沒有辦法標出,怎么辦?后來我們一起商量,去掉檔案號、卷宗號,只留毛澤東幾月幾號一個講話。所以這本書很多文章寫成的書,最開始我也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經過我們的手,很多篇是經過我的手出來的,所以我也是感到與有榮焉。

    他后來調到近代史所革命史室當主任,由于我們的關系很不錯,他希望我到他的室工作,所以我在他的手下,他是革命史室主任,我是做研究,我們關系一直非常密切。第三點,如果有一個小標題的話,這個標題大一點的話就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楊奎松。這套書的成果已經可以給他的學術做一個定位了。再小一點說,中共黨史研究上的楊奎松。怎么樣表達他的學術定位呢?一句話,他把中共黨史從法學變成了史學??赡芎芏嗳似婀?,中國黨史怎么是法學?我也是很晚才知道,雖然我上歷史系很早。因為中共是嚴格按照蘇共、聯共來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作為基礎學科、指導性學科,中共當史是高于歷史的學科,是要指導歷史研究的。所以在中國49年之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中,它是高于歷史的一個學科,是歷史學科之上的,叫做指導性學科。等到改革開放之后恢復學位制碰到問題了,從前沒有學位制說它是高于歷史的指導學科,到了八十年代初恢復學位制,你把黨史授什么學位?授歷史學嗎?那就證明它是歷史學。最后決定,所以黨史劃歸為法學,學黨史的人都是授于法學學位。

    我當年是歷史系學位,奎松就是法學。我勸諸位,你們要打官司,你要看他是不是學黨史出身的,如果是學黨史出身的,他的法學基礎跟你差不多。真正把黨史變成了一種學問,一種學術,這個是從78年、79年陸續在黨史學界就有這個呼聲,已經有很多人從老中青各方面作出了努力。比如關于陳獨秀的研究,關于中央蘇區的研究,關于西路軍的研究,很多人在這方面都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并且很多人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我參加一個史學理論討論會,其中把黨史的人也喊來了,黨史的青年學者,當時奎松還算是青年,強烈呼吁,說黨史就應該是歷史學。而那些老先生很憤怒,說黨史是高于歷史的,你們為什么覺得要把黨史變成歷史。所以從83年、87年到89年,每次反自由化,要求把黨史變為歷史學是自由化思想在黨史學界的一個表現,是黨史學界始終要批評的,要批判的。這是一個時代的要求,一個時代的呼喚,許多人這方面作出了成就,而集大成者是以楊奎松、高華為代表。我說以他們為代表,因為這些年我了解很多人作出很多成就,但是奎松兄的這套書,他的成就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解放,確實要求把黨史變成歷史學的要求的一個體現,具體就是在奎松四本書上體現的,在高華的那一本書上也體現了一點?;氐轿覄傞_始說的那句話,楊奎松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把黨史從法學變成了史學。謝謝。       

    李繼鋒:臺上幾位嘉賓都已經發表完他的意見,我們請臺下的嘉賓們說說。

    黨史界的清道夫

    徐慶全(炎黃雜志社):我跟奎松認識年限很長,奎松兄的文章是一傳手,我是二傳手,雷頤發了以后我就摘過來,我記得在《炎黃春秋》上發奎松最長的文章連載了三期,那時候我還在黨史圈外晃蕩。我跟奎松95年就認識,我覺得楊奎松這位老兄長做學問對我們來講是一種震撼,剛才講到南高北楊的問題,我特別贊成。高華我也很熟悉,楊奎松我也很熟悉,他們倆做學問的路子是兩個路子,剛才楊天石講高華的缺陷是沒有看到檔案,我也贊成這個說法,但是高華恰恰因為從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當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結論來,所以高華才那么高。

    至于楊奎松,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時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舊材料結合起來,他梳理出一條路。所以這兩條路對我這種外行來講都是非常震撼的東西,因為我沒有學過黨史,但是編雜志我確實是在看一些東西。當時看楊奎松寫的《延安整風》一個章節,對于我這種門外漢來講非常震撼?,F在他們倆基本代表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兩條路子,但是是殊途同歸的。我覺得這兩條路最終都有一個相同點,都是走的實證主義的路子。他們的書中沒有假話,而且他們都像我們看偵探小說或者拼圖一樣,把歷史事實拼出來了。

    楊奎松這四本書我都讀過,而且有三本我寫了書評,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那本我沒有寫過,因為當時我跟楊天石先生、楊奎松先生在一起辦《百年朝》,我是他們的下屬,楊先生是主編,奎松副主編,我是編輯部主任,當時連載六期的文章我也是一字一句都讀過的。這次出來的書,奎松一直講說都是舊書。但是舊書,多年以前的書,現在還能代表中共黨史界或者說中國國共兩黨研究的最新成果,出了以后還能接著出,我覺得說明一個問題,說明楊奎松是中共黨史界的代表性人物。做學問,剛才楊天石先生講到大氣問題,我覺得你講到的是視野寬闊問題。我覺得奎松這個人大氣,楊奎松做人非常大氣,非常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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