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生涯的一個階段性總結   

李繼鋒：第一次認識楊教授是1999年的時候，楊教授記不得我，因為他是名家，我只是具體辦事的。因為中央電視臺正在拍《百年中國》的大型歷史紀錄片，當時我是策劃和歷史的統籌，而楊奎松教授是歷史顧問，另外還有楊天石教授也是這部片子的歷史顧問。所以我當時對楊教授的印象是非常溫文爾雅，說話很犀利，但是說話不多，非常內斂，我感覺到楊教授很有激情，也很專注。所以能有這樣一套書，幾百萬字，這么厚重，我想是因為楊奎松教授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專業上，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共黨史的研究上，是他一生的心血。楊教授，不知道您的治學的心路歷程是怎么回事？因為中共黨史，在大陸研究的話有一些困難的，但是楊教授用歷史的方法，是非常獨特的路徑，這之中有很多的心得，請你給我們介紹介紹。   

楊奎松：非常感謝，首先要感謝各位能夠抽休息的時間專門過來，另外也非常感謝遠道而來和專門為這件事而來的各位專家和學者。像李教授講的，我本來想說因為“革命”這兩個字，結果昨天暴風驟雨，他已經把這個話講了，我只好講另外一個話，那就是剛才他提到的，我確實沒有想過在有生之年會站在這種地方請各位來參加我的書的討論會或者座談會。       

幾個月前高華先生走的時候，那時候我腦子里確實閃過一些念頭，我當時想以大家對高華的那種懷念和對高華的那種尊敬，也許有一天我走的時候，也會有人來送我。當然我并不期望大家過來送我，但是沒想到沒過幾個月之后，我站在這和大家談我的書，這真是沒有想到的事情。我這里首先要做一個聲明，其實本來選題也好，著作集也好，有的出版社早就跟我談過，但是我一直沒有同意。

今年之所以動這個念頭，很大程度上我要感謝我的出版人，一直出了我幾本書的漢唐陽光的尚紅科先生，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明確跟我講希望出我的著作集，他希望得到我的配合。其實我一開始是答應了的，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說實話是因為我太太的堅持，非要廣西來出，所以這個事情我最后只好選擇了廣西師大社。首先我要向漢唐陽光尚紅科表示歉意，我已經跟他當面道過歉了。跟廣西師大的合作，這個書擺在這兒，說實話我心里還是蠻高興蠻欣慰的，因為在我活著的時候出這樣的書，不光對我，而且對所有我們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國現當代史的學者來講，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激勵。包括跟劉瑞琳和她的那些年輕的團隊一起共同合作這么長時間，我還是感受到他們很大的幫助，特別是感受到他們工作的那種熱情，對質量的精益求精，所以在這里我也要特別的向廣西社，向理想國，向他們的團隊，向這些年輕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具體說到這個書，剛才李教授說是新書，我想特別強調，我想多數參加會的人大概都知道，這四本書不是新書，是已經出版的書，現在市場還在賣，把它們集中起來，實際上是為了出選集的目的，另外也確實可以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我的研究，我是從1982年大學畢業，然后一直開始做歷史研究，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共歷史重新寫一遍。但是為了寫這部歷史，我從中共誕生之前，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從共產黨和蘇聯的關系等等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為止差不多30年，經過這么長時間以后，我到現在也就剛研究到五十年代。換句話來說，我在2000年以后開始做建國以后的歷史研究，建國之前歷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個段落了。換句話來說，我現在沒有太多時間再去重新修訂這些書，其實這些書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別是有個別的書還是值得修訂的，因為后來出現很多很多新的資料。因為我有各種各樣的研究興趣，包括建國這種題目對我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我現在沒有力量再重新修訂這些書。他們提出來說要做這個選題的時候后來我同意了，我覺得也可以，干脆我把這個事情稍微做一個了結，下面全力以赴的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

盡最大努力還原歷史真相   

這樣的一個話題，無論做怎樣的總結，對于我們這些做中共歷史或者做中國革命歷史的學者來講，應該說不是一個很輕松的話題，換句話來說，剛才李教授講了，我們做中國現當代史，特別是現代史，早期，在很長一段時間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們基本上有兩個阻力，一個阻力就是資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時候剛剛想從歷史角度來研究中共歷史的時候，那個時候資料幾乎找不到，大多數的檔案都不開放。我是機緣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為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而且分配到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工作。

中共中央黨校是那個時代少數幾個可以保存中央內部文件的單位，同時黨史研究編輯部又是可以隨時接觸到大量的各種各樣關于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各種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從兩個方面受到了滋養，一個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單位，無論你在大學，無論在其他的社會科學院研究單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內部資料。另外我可以在黨史研究編輯部吸取相當多研究中共黨史包括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者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成果，他們的一些新的收獲或者他們提出的觀點。所以這兩個方面幫助我在中共黨史研究這條路上走下去，至今我還是很懷念中共中央黨校那段生活，盡管那段時間只有五年，但是那段時間對我的中共黨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