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果整個意識形態還是舊的、傳統的,脫離我們今天整個社會的現狀和現實,包括社會矛盾本身的特點,意識形態講一套話,現實生活是另外一種情況,這樣的問題永遠解決不了。一定需要領導者或者執政者有一個足夠的勇氣,能夠把我們歷史中各種各樣的東西總結起來,看到未來的前途,人類歷史發展的總的走向是什么樣。如果我們還是完全從過去的思維邏輯出發的話,我們永遠走不出來
2012年7月22日,廣西師范大學“理想國”推出《楊奎松著作集:革命》套書。四本裝幀精美的大部頭,也被媒體和讀者稱為“革命四書”,是歷史學者楊奎松多年的著述合集。22日下午,“革命四書”發布會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隆重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臺灣“中研院”院士陳永發、中國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員雷頤等多名著名學者到場參加研討。
本文即為此次發布會記錄整理稿:
劉瑞琳:大家下午好,我是廣西師大出版社劉瑞琳。非常感謝大家今天準時光臨,一是因為今天是周末,占用了大家休息時間。另外一方面,昨天的大暴雨讓很多人今天按時趕到這個現場變得困難重重,我們有很多嘉賓是費盡千辛萬苦趕過來,像來自臺灣的陳永發老師。楊天石老師之所以遲到是因為他今天上午的飛機從內蒙飛回來。王奇生老師也是昨天晚上的飛機沒飛成,今天早上坐高鐵趕過來的。更值得感謝的,還有一些費盡千辛萬苦也沒有趕過來的,比如說哈佛大學的裴宜理教授,他非常遺憾,他昨晚的航班被取消。像章百家先生,他今天上午的飛機要從哈爾濱趕過來,據說剛剛上飛機,本來是上午九點多的飛機,但是延誤了,所以他可能會趕一個尾巴,但也在往這趕。在網上第一個報名參加的就是章詒和老師,她非常積極,當時第一個說要參加,結果她中午跟我通電話的時候還在香港機場呆著,她說已經呆了25個小時,而且昨天晚上在飛機上過夜。非常不容易,這么一場雨讓我們小小的活動看出這么多的波折。出版社選日子的時候沒有看黃歷,給大家帶來這么多的困擾和困難,實在很抱歉。
我們今天的活動也特別從南京請來了特約主持李繼鋒教授。李繼鋒老師是我們國家第一位民族史研究的博士,現在任職江蘇省委黨校,昨天幸虧他坐高鐵從南京專程過來,沒有耽誤。熊培云老師也是坐高鐵,沒有耽誤。下面把話筒交給李繼鋒老師。
李繼鋒: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下午廣西師大出版社品牌理想國文化沙龍,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直面中國革命”,楊奎松新書的對談,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大家已經看到這套書,這次楊奎松教授的新書,非常有份量,很多同志看到說像四大名著。我們作為同行特別羨慕,因為一般都是大家到了七十華誕、八十華誕,甚至百年之后才有這樣的新書,但是我們楊先生還沒過六十歲就有這樣一套厚重的新書出版,今天我們也是圍繞新書做一個討論,來做一個沙龍。這套新書的主題是革命,因為革命這個詞太火爆了,整個影響很大?;鸨绞裁闯潭??我昨天來的,在我來的前一天我的老家就地震了。我們說革命就像暴風驟雨,結果昨天據說是61年來最強烈的暴雨,這個暴雨也給大家帶來一些困惑,尤其幾位重量級的嘉賓,像裴宜理教授沒有辦法過來,但是她還是寫了書評,在書評里面對楊教授的著作也非常推崇,說充滿了原創性。另外就是章百家教授也寫了將近500字的祝賀信,等一下我們也會讀一下。
所以楊教授真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剛才我們在底下跟楊教授談的時候說,實際上他樹立了一個標桿,讓我們同行或者年輕人向他學習,只要勤奮就可以有這樣一個好的著作,能夠在一個非常好的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是三個優秀,一個是優秀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質量非常高的書,這套書的裝幀非常好。革命當然應該是紅色的,尤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充滿活力的而且是鮮紅的、大紅的、紅彤彤的,這套書也用了紅色,但不是大紅,而是有沉淀的紅色。這個紅色反映了楊教授思辯的能力,很有底氣,也很雅致,不是特別火爆,看起來跟這個封面很協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書的時候也感到很像西方出版的有份量的著作,裝幀非常好。另外我們說是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優秀的作者,楊奎松教授,他自己精選了他學術生涯以來比較好的、他最得意的四本書,一本書是關于《“中間地帶”的中國革命》,一本書是《西安事變探新》,還有一本書是《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另外一本是《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今天我不說閑話了,邀請我們的嘉賓,首先是楊奎松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他是我們這次互動的主角,我們要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楊教授到臺上就坐。另外是特地從臺灣趕來的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陳永發院士,陳院士也是臺灣那邊頂級的中共黨史的研究專家,也是中國革命的研究專家,所以他來的話意義非同一般,否則的話就是大陸人的獨奏,有了陳院士過來我們的研討會就比較完整,我們討論中國革命也就比較完整,因為中國革命最重要的兩個政黨,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國民黨,少一塊都不行,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陳教授。還有一位嘉賓是楊天石教授,他在路上,等一會兒到。下一位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頤研究員。雷頤老師是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專家,也是跟楊奎松教授是老同事、好朋友,今天請他來非常高興。請到臺上就坐。
學術生涯的一個階段性總結
李繼鋒:第一次認識楊教授是1999年的時候,楊教授記不得我,因為他是名家,我只是具體辦事的。因為中央電視臺正在拍《百年中國》的大型歷史紀錄片,當時我是策劃和歷史的統籌,而楊奎松教授是歷史顧問,另外還有楊天石教授也是這部片子的歷史顧問。所以我當時對楊教授的印象是非常溫文爾雅,說話很犀利,但是說話不多,非常內斂,我感覺到楊教授很有激情,也很專注。所以能有這樣一套書,幾百萬字,這么厚重,我想是因為楊奎松教授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專業上,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共黨史的研究上,是他一生的心血。楊教授,不知道您的治學的心路歷程是怎么回事?因為中共黨史,在大陸研究的話有一些困難的,但是楊教授用歷史的方法,是非常獨特的路徑,這之中有很多的心得,請你給我們介紹介紹。
楊奎松:非常感謝,首先要感謝各位能夠抽休息的時間專門過來,另外也非常感謝遠道而來和專門為這件事而來的各位專家和學者。像李教授講的,我本來想說因為“革命”這兩個字,結果昨天暴風驟雨,他已經把這個話講了,我只好講另外一個話,那就是剛才他提到的,我確實沒有想過在有生之年會站在這種地方請各位來參加我的書的討論會或者座談會。
幾個月前高華先生走的時候,那時候我腦子里確實閃過一些念頭,我當時想以大家對高華的那種懷念和對高華的那種尊敬,也許有一天我走的時候,也會有人來送我。當然我并不期望大家過來送我,但是沒想到沒過幾個月之后,我站在這和大家談我的書,這真是沒有想到的事情。我這里首先要做一個聲明,其實本來選題也好,著作集也好,有的出版社早就跟我談過,但是我一直沒有同意。今年之所以動這個念頭,很大程度上我要感謝我的出版人,一直出了我幾本書的漢唐陽光的尚紅科先生,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明確跟我講希望出我的著作集,他希望得到我的配合。其實我一開始是答應了的,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說實話是因為我太太的堅持,非要廣西來出,所以這個事情我最后只好選擇了廣西師大社。首先我要向漢唐陽光尚紅科表示歉意,我已經跟他當面道過歉了。跟廣西師大的合作,這個書擺在這兒,說實話我心里還是蠻高興蠻欣慰的,因為在我活著的時候出這樣的書,不光對我,而且對所有我們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國現當代史的學者來講,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激勵。包括跟劉瑞琳和她的那些年輕的團隊一起共同合作這么長時間,我還是感受到他們很大的幫助,特別是感受到他們工作的那種熱情,對質量的精益求精,所以在這里我也要特別的向廣西社,向理想國,向他們的團隊,向這些年輕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具體說到這個書,剛才李教授說是新書,我想特別強調,我想多數參加會的人大概都知道,這四本書不是新書,是已經出版的書,現在市場還在賣,把它們集中起來,實際上是為了出選集的目的,另外也確實可以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我的研究,我是從1982年大學畢業,然后一直開始做歷史研究,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共歷史重新寫一遍。但是為了寫這部歷史,我從中共誕生之前,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從共產黨和蘇聯的關系等等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為止差不多30年,經過這么長時間以后,我到現在也就剛研究到五十年代。換句話來說,我在2000年以后開始做建國以后的歷史研究,建國之前歷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個段落了。換句話來說,我現在沒有太多時間再去重新修訂這些書,其實這些書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別是有個別的書還是值得修訂的,因為后來出現很多很多新的資料。因為我有各種各樣的研究興趣,包括建國這種題目對我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我現在沒有力量再重新修訂這些書。他們提出來說要做這個選題的時候后來我同意了,我覺得也可以,干脆我把這個事情稍微做一個了結,下面全力以赴的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
盡最大努力還原歷史真相
這樣的一個話題,無論做怎樣的總結,對于我們這些做中共歷史或者做中國革命歷史的學者來講,應該說不是一個很輕松的話題,換句話來說,剛才李教授講了,我們做中國現當代史,特別是現代史,早期,在很長一段時間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們基本上有兩個阻力,一個阻力就是資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時候剛剛想從歷史角度來研究中共歷史的時候,那個時候資料幾乎找不到,大多數的檔案都不開放。我是機緣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為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而且分配到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工作。中共中央黨校是那個時代少數幾個可以保存中央內部文件的單位,同時黨史研究編輯部又是可以隨時接觸到大量的各種各樣關于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各種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從兩個方面受到了滋養,一個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單位,無論你在大學,無論在其他的社會科學院研究單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內部資料。另外我可以在黨史研究編輯部吸取相當多研究中共黨史包括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者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成果,他們的一些新的收獲或者他們提出的觀點。所以這兩個方面幫助我在中共黨史研究這條路上走下去,至今我還是很懷念中共中央黨校那段生活,盡管那段時間只有五年,但是那段時間對我的中共黨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我要重寫中共歷史,重寫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認為傳統的或者官方的說法有太多太多的片面性,不能比較完整的反映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盡管我的研究到今天為止我不認為這四本書就已經很好的回答了,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我們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問題,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書或者我對歷史的這種解讀和官方,和我們今天流行的這種傳統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區別。這個區別按道理不是一個觀點的問題,我從來不試圖在觀點上和傳統、正統的黨史說法進行正面的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覺得我們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歷史學者,假如我把自己定位為歷史學者,把中共黨史定位為歷史研究科目的話,我們最主要的任務第一是還原,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來還原歷史的真相,如果我們看到的只是片面的歷史,無論我們從哪一個立場、從哪一個角度,從哪一種黨派、哪一種民族國家,而忽視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層面的歷史,我們都很難真正了解歷史發生的具體情況或者真實的情況。另外一方面從我個人來講,我自己最根本性的初衷,我希望能夠了解中國為什么會發生那樣一系列各種各樣的事件,包括中國為什么會走向革命,為什么會是這樣革命,為什么中國有兩個革命黨,最終還會大家選擇不同的道路,最終會有一個失敗,有一個成功,為什么有一個成功?為什么有一個失???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們生活在當代,生活在今天,我非常關心的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是怎么來的,我們今天所有的這一切,我們所面臨的這一切,無論成功的地方,無論失敗的地方,無論問題的地方還是其他各種各樣大家關心的問題、現實,所有這些狀況到底是怎么來的。要回答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要先回到歷史當中去,要了解歷史是怎么走來的。同時我還要想辦法盡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來分析、討論歷史是怎么發生的。由于我們非常清楚今天我們的國家或者我們制度本身,假如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考慮討論這些問題,從制度層面考慮這些問題,我們知道有非常多的各種各樣的歷史的、外部的、內部的原因,所有這些原因如果沒有一個深入的討論,我們沒有辦法回答今天當下所存在或者所發生的包括我們今后可能會存在和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希望能夠從現實關懷出發,能夠回答一些現實當中大家關心,包括我自己希望能夠了解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做的這個努力,在這里我已經把革命史的這一部分呈現給大家,這一部分的研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說都不全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書的討論基本還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層,而不是集中在下層,或者說我對下層的照顧是不夠的,還有很多下層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后來共產黨、國民黨誰勝誰敗的根本原因,這些原因沒有討論到。這次本來請了裴宜理和陳永發教授來,我特別希望跟他們的討論對話當中,聽聽他們對下層社會的革命因素的高見。裴宜理教授寫好幾本書都是社會下層,包括講華北農村問題、上海工人問題、安源礦工問題,她從政治學出發,做歷史研究,但是非常遺憾,她昨天晚上在機場等了三個小時,但是飛機最后取消了。很有幸陳永發教授今天來了,他的最早的一部書,用他的話說叫《干革命》,英文叫《Making Revolution》,當年他的導師范力沛到北京的時候特別跟我推薦他的這位學生,我們很有幸后來認識了,也特別高興,雖然他那本書已經是三十年前寫的,但那本書開拓了西方學界對中國做社會史研究的路徑。他從比較宏大的角度但是深入到社會微觀做了這樣的一個討論,今天上午我們還討論了這方面的問題。
我這里最后要講的一點是,我特別希望我的這種討論只是基于歷史的討論,而且只是期望整個歷史的真相得到呈現。我們站在今人的角度,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但我不希望用今天的價值觀,用我們今天對事物好壞的評價方法來評價歷史。我希望先把歷史真相還原出來,然后我們盡可能的去了解它為什么會發生。所以我特別贊同陳寅恪關于同情之理解的說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國史研究也能夠按照這個方向、按照這個思路往下走。當然我這里要特別講,建國史研究遠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難。一是檔案資料太多,很難駕馭,沒有辦法全都看到。第二,因為它的禁區遠比革命史更多。我們今天發表類似的建國史方面的文章,或者看類似檔案的時候,都會受到更多的局限和更多的束縛。希望今后的社會會隨著我經歷過的那樣發展,包括我們的政治能夠更開放。因為在三十年的研究過程中,我的最大體會就是,我們離那段歷史越遠,它的政治敏感度就越低。所以我希望我能活的稍微長一點,那樣建國史的研究也可能變得更開放一點。
謝謝大家。
過去的歷史影響今天,百姓有必要了解真實的歷史
陳永發:各位來賓,我首先向我的老朋友楊奎松,祝賀他的四本書能夠在廣西師大出版社集結出版。我平常不太愿意在公開場合演講,怎么樣去表達思路,可是很遺憾,我始終不會,而且弄不好。你們大概也不知道,其實我在臺灣受的完整教育,我在美國也呆了十年,我一直覺得很好奇,為什么我沒學會這個東西。
奎松在我心目中總是很年輕,六十能有這樣的成就很了不起。我自己比他稍微大一點,所以我進入中國共產黨史或者民國史領域要比他早。你們大概也會很奇怪,我怎么會進入這個領域?其實我進入這個領域,奎松剛才一直在講在這里做研究的困難,其實我們在臺灣也有同樣的問題。我們很多前輩寫些東西,有的時候他們知道會有問題,所以有的時候他們述而不做,結果還是被找麻煩。我是臺灣大學畢業的,臺灣大學是不教這個東西的,臺大的老師吳相湘告訴我們可以看什么,但是什么資料都看不到。我自己進入這個領域也有一些偶然性因素,剛好我的老師也是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我自己也是,但是我去到美國的時候也是美國左派運動最厲害的時候。我是69年去的,71年學校罷課罷了一年,我第一次見到美國的學生運動。我大概從1972年開始慢慢做。我們的關懷點、我們的切入點,我自己有一些問題,總是覺得我要想去了解當時的社會、當時我們在臺灣的處境,我很想知道當時整個的歷史怎么樣過來的,特別是晚清、民國以后的變化。所以我對民國史非常有興趣,我也尤其注意到共產黨這方面的東西。我的基本想法也是說我們必須先了解,多知道一些知識,有很多東西會讓我們了解為什么后來會有這樣的變化。我在臺灣有一個最基本的動機,我只是想知道國民黨跟共產黨為什么弄成內戰,而且在抗戰的時候為什么后來國民黨敗,共產黨能夠起來。我只是關心這么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這解釋了一個現象:為什么我會在臺灣?因為我是外省人,現在臺灣動不動講四大族群,我是外省族群的第二代。但我的父親是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的工人,是上海工人出身的。我從小跟著他,他后來進入軍隊。我們也受到一些教育,但是我們始終心里有一個問題,怎么搞的,國民黨講的那么好,為什么我們跑到臺灣來了?所以我整個動機有一部分是這個原因,從這里開始做。從1972一直做到現在,做了四十多年,奎松還很年輕,但是我自己已經垂垂老矣,很多東西沒有辦法。
他這四本書,我怕會講不清楚,所以在來之前我把廣西師大出版社讓我寫的四五百字,寫了那么長,我把我的意見寫在上面。不過我今天早上重新看奎松書的時候,我以前一直以為你是人大的,又是黨校的,你比我方便,因為我們在臺灣做研究的時候,我們常常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材料很缺乏,看不見,讓我很痛苦。其實我在做研究的時候,我最早做的研究還好是做的農村,比較基層的研究,所以那些材料不涉及中共黨史的范疇,所以材料少也沒有關系。因為材料少我有材料少的寫法,而且不用看材料,我就按照我的想法來寫,我才不管你那么多。但是你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材料比較困難的,我以前寫的時候很羨慕楊奎松真好,很方便很輕松。我今天再重新看他的東西,我也不曉得他竟然也有那么多的辛酸痛苦。其實在那段時間,大家對中共黨史有一些看法、想法,大家都是動搖的一個時代,奎松相信通過史料,通過文獻,通過第一手研究開始,才能夠把這些事情(寫出來),而且要透過多方面的材料、國內外的材料。這些成果就集中在這四本書中。他的四本書我有的是看的第一本,有的是看后來的修訂本,但基本上都是跟原始的論點都差不多。我當時看到就覺得寫的真好,寫的不錯,我學到很多東西,因為我自己在臺灣做這些研究的時候,有的時候我真的缺乏材料。我的第一本書寫的時候,那些材料基本上也是你們的材料,不是臺灣的材料。那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內戰的時候繳獲的材料,躺在國民黨圖書館里三十年,誰都不覺得重要,所以我就用了,因為我覺得這也是與社會政治變革在一起的。
我跟奎松研究的進入有時候是不太一樣的,但是我們基本上相信一個東西,過去的歷史很多可以影響到今天,而且過去的變化對我們真實的信息,我們要有一個更深入的體會和理解。而且我們也都相信一件事情,我們不能把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獨立起來做研究,而是要全面的看??捎袝r候看得比我還要廣,把事情看得更復雜。我們都有這樣的基本信念,而且我們認為對這些東西的理解,我總覺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老百姓都必須要面對了解他們真實的歷史。我們未來何去何從,不見得一定會知道這個事情,但是這個知識是需要有的??商峁┖芏噙@方面的東西,不僅是事實,而且還有一些見解、想法??涩F在馬上要寫建國以后,我想到目前為止他大概是最有成就、最有成績的一位。只是很遺憾的,另外一位很不錯的南大的高華,他最近過世了,現在一切要靠奎松。
我非常佩服一點,在1980年代我回到臺灣的時候,我一直覺得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歷史非常非常重要,臺灣的老百姓也要了解。但是后來我在做的過程中有一種感覺,很奇怪,臺灣的中國人跟大陸的中國人一樣,有一個毛病,好像過去的事情都不相干了,而且他們都有一點對過去不屑于了解,對外國對其他的也不屑于了解,不過今天我看到有這么多人來參加,我倒是覺得很訝異,我也非常高興,所以沒有我想象的大家對這個東西這么冷淡。我們在做的,可能在學界方面做的還是很不夠。我希望除了我自己以外,我們在臺灣做研究也是滿腔熱血,結果我在臺灣搞了四十年,學生也沒培養幾個,也沒有出過幾本特別的書??墒悄銈冊谶@邊,奎松在出版方面(很好),另外你們在北大或者在華東師范大學,我一直很佩服,做的有聲有色。我看到有很多年輕人也會投入,這是我非常佩服的,我也希望他們將來可以做更好的東西。歷史,說實在話每個時代的人都有當代的關懷,或者注意的想法不一樣,應該有變動,但是要了解它,這個是需要累積的,至少奎松在兩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明年奎松就是六十了,恭喜你,我自己是沒有這個能力。還是要恭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能有這個眼界,在今天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時候,因為中國大陸也是在劇變,很多東西在變,變了很多。我想你們這個時候也要多了解,尤其是在共產黨怎么帶來的中國變化,這些變化是怎么樣的,所有的制度、文化各方面的。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
李繼鋒:謝謝陳院士。陳院士跟楊教授都是兩岸在研究中共黨史方面頂尖的人,他們兩個人是“對手”,他們除了互相贊美之外,也互相的批評,所以他們之間的交誼是我們史學界和海峽兩岸交流的一段佳話。剛才我們聽楊教授的演講,他是特別理性的人,不是一般的理性。我非常喜歡讀二楊的書,楊天石先生的書和楊奎松先生的書,當然楊奎松先生的書的特點就是文字特別干凈,沒有什么羅嗦的,也沒有什么夸張的形容詞,幾乎都看不見,但是他把一個故事情節交待得非常清楚,把故事梗概交待的非常有吸引力。今天楊天石先生,他是從內蒙古趕過來的,非常不容易,很辛苦。其實楊奎松教授是我的師兄,因為他是78級,我是79級的,但是楊天石老師是我們的前輩,不只是他的文風,不只是他對資料的熟識和掌握,特別是近幾年對蔣介石日記的解讀讓我們印象特別深,在全國產生巨大影響。因為楊奎松教授著作里面也提到國民黨的反共和聯共,也提到西安事變的問題,這些問題當中很多都和楊天石教授的研究有非常大的關系。我們也請楊天石教授講講您對中國革命的一些看法,包括對楊奎松教授學術的成果,他的治學理念您的一些看法。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楊天石:我是從內蒙趕回來參加這個會議的,這兩天一直在內蒙參觀考察,本來今天還不該回來,但是這個會我一定要參加,所以上午剛剛回到北京。我為什么要參加這個會呢?一個是向奎松表示祝賀,一個是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表示敬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這兩年出了很多好書。我本來以為是一個小型的座談會,沒有想好我應該講什么。第一,這四本書我覺得都是精品,都是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精品,都是要想了解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讀者或者研究人員必讀的書。這些年史學是一個相對繁榮的時期,出版過各種各樣的許多近代史的著作,我覺得奎松的這四本書應該說是代表了這些年來我們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的精品,不可以不讀。這是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我覺得這四本書都是講真話的書,是寫真正的近現代史的書。這么多年以來我們出過許多近代史、現代史方面的書,我總的感覺是假話太多,不真實的東西太多,被掩蓋的東西太多。這四本書我雖然不敢說四本我從頭到尾都讀過,但是至少其中有兩本我可以講是一字一句都讀過的。一本是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奎松的這部書最初是在《百年朝》雜志上連載的,我當時是《百年朝》雜志的主編,應該說他這部書我是每期都要編,當然每一句話,甚至于每個標點都不會放過。其次是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這個書原來是《中國國民黨史》里邊的一部,因此這個書我不是讀了一遍,而是讀了好幾遍。其他的兩本書,我大部分內容是讀過的,我現在可以很負責任的講個看法,這四本書沒有假話,沒有假的歷史。北大的季羨林教授在回答北京青年報記者訪問的時候,曾經這么講過,那個記者問季羨林先生說你是不是講真話的,季先生說當然我講的話都是真話,但是我不能保證我把所有的真話都講了。以前我們近代史研究的只有一個老的領導,中華民族史總的主編李新同志,他活著的時候,跟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寫作的人講過,他說我們寫書可以講5%的廢話,也可以講5%的套話,但是假話一句話也不能講??傻倪@幾本書,我不敢說奎松是不是把所有的真話都講了,這個只有奎松自己能回答,他最清楚。但是我想奎松這四本書沒有假話,沒有廢話,沒有套話,句句都是真話。這是我的第二個想法。
第三個想法,這四本書給我的感覺,資料非常豐富,有大量的資料是我們沒有見過的,有大量的史實也是我們不知道的。我曾經跟中央文學研究室的常務副主任金沖及同事討論過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這本書是金沖及同事寫的序言,我跟他談,我說這個書幸虧有了你的序言,如果沒有這個序言的話恐怕這個書能不能出版,會有問題。金沖及跟我講了這么一段話,他說:在這么一個課題上,就是毛澤東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系這個課題說,奎松能夠把材料收集到現在這個程度已經很不容易了。說句老實話,研究中共,研究毛澤東跟共產國際的關系,跟蘇聯的關系,這個是很多學者,雖然有興趣,都是望而卻步的題目。但是奎松他進了這個領域,能夠搞到這個程度很不容易了。
研究視野決定了研究水平
第四個想法,我覺得奎松的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他的視野比較廣闊。歷史就好象是海洋似的,太大了。我們每個人,每個歷史學家,不管他如何勤奮、如何焚膏繼晷、日以繼夜的進行研究,每個人一輩子所能夠研究的問題往往也只是歷史大海里的一個很小的部分。所以我們在歷史學家里面會有各種各樣的類型,有的人研究近代史,有的人研究現代史,有的人研究古代史,或者說這個人是研究孫中山的,這個人是研究袁世凱的,這個人是研究蔣介石的,每個人是拿了一個小的勺子去從歷史的海洋里搖了一勺之水,但是實際上歷史太廣闊了。所以我說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一定要研究國民黨的歷史,同樣,研究國民黨史的學者也要研究中共黨史,只有這樣我們在觀察中國近現代史上兩個重要的政黨的時候,由于兩個政黨的文獻資料你都看、都讀,兩個政黨的觀點、立場你都去了解,你的觀察、你的研究才可能是全面的。但是很可惜,我們許多研究工作者都只能研究一個方面,甚至于只研究一個人。
奎松的研究,他的這四本書,我覺得說明了他的視野、他的研究角度是寬廣的??勺钤缃o我留下的印象是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是研究中共黨史,這些年來逐漸研究國民黨史??傻倪@四本書,《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是研究中共黨史,研究共產國際運動史?!?ldquo;中間地帶”的中國革命》研究中國革命,也是研究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秶顸h的“聯共”與“反共”》這是研究國民黨史。所以奎松的研究特點是一個比較廣闊,跳出了坐井觀天的這樣一個狹小的范圍,能夠從比較廣闊的角度來觀察中國近現代史,我覺得這個是他著作的重要特點。一個人如果一輩子只研究一個方面,研究一點,他的研究水平是必然受到局限的。這是奎松著作的第四個特點。
最后還是祝賀奎松四本書的出版,另外也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能夠一次推出他的四本書表示致敬,謝謝大家。
李繼鋒:像楊天石研究員這樣一個內功非常深厚的頂級歷史學家,真正讀懂楊奎松教授的書,普通人看到很好,但是好在哪里恐怕沒有楊天石研究員這么清楚,所以我們再次把掌聲貢獻楊天石研究員。歷史學家要成功的話機遇也很重要,楊奎松教授從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畢業到中央黨校,然后到中央黨史研究室,又到中國人民大學,都是最頂級的研究機構,他的成就為什么這么高,就像楊天石先生講的他是大器早成,這種特殊的機遇他才能成。在近代史所這段經歷對楊教授影響非常大,雷頤教授跟楊教授也是好朋友,而且這套書印出來第一個簽名就是送給雷頤教授,請雷頤教授講幾句。
他把中共黨史從法學變成了史學
雷頤:我講三點,首先向奎松表示祝賀。第二講我和他的關系,這套書出版我也感到與有榮焉。因為我是1985年到近代史所工作,從1985年夏天就認識了奎松兄,他給我們投稿,當時他的老師正好在我們編輯部,不斷有他的稿子來,我就開始給他編稿,就認識了。我們一直關系非常好。剛才我本來要講的細節,楊先生已經講出來了。我們在看很多檔案很震驚,但是沒有辦法標出,怎么辦?后來我們一起商量,去掉檔案號、卷宗號,只留毛澤東幾月幾號一個講話。所以這本書很多文章寫成的書,最開始我也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經過我們的手,很多篇是經過我的手出來的,所以我也是感到與有榮焉。他后來調到近代史所革命史室當主任,由于我們的關系很不錯,他希望我到他的室工作,所以我在他的手下,他是革命史室主任,我是做研究,我們關系一直非常密切。
第三點,如果有一個小標題的話,這個標題大一點的話就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楊奎松。這套書的成果已經可以給他的學術做一個定位了。再小一點說,中共黨史研究上的楊奎松。怎么樣表達他的學術定位呢?一句話,他把中共黨史從法學變成了史學??赡芎芏嗳似婀?,中國黨史怎么是法學?我也是很晚才知道,雖然我上歷史系很早。因為中共是嚴格按照蘇共、聯共來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作為基礎學科、指導性學科,中共當史是高于歷史的學科,是要指導歷史研究的。所以在中國49年之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中,它是高于歷史的一個學科,是歷史學科之上的,叫做指導性學科。等到改革開放之后恢復學位制碰到問題了,從前沒有學位制說它是高于歷史的指導學科,到了八十年代初恢復學位制,你把黨史授什么學位?授歷史學嗎?那就證明它是歷史學。最后決定,所以黨史劃歸為法學,學黨史的人都是授于法學學位。我當年是歷史系學位,奎松就是法學。我勸諸位,你們要打官司,你要看他是不是學黨史出身的,如果是學黨史出身的,他的法學基礎跟你差不多。
真正把黨史變成了一種學問,一種學術,這個是從78年、79年陸續在黨史學界就有這個呼聲,已經有很多人從老中青各方面作出了努力。比如關于陳獨秀的研究,關于中央蘇區的研究,關于西路軍的研究,很多人在這方面都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并且很多人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我參加一個史學理論討論會,其中把黨史的人也喊來了,黨史的青年學者,當時奎松還算是青年,強烈呼吁,說黨史就應該是歷史學。而那些老先生很憤怒,說黨史是高于歷史的,你們為什么覺得要把黨史變成歷史。所以從83年、87年到89年,每次反自由化,要求把黨史變為歷史學是自由化思想在黨史學界的一個表現,是黨史學界始終要批評的,要批判的。這是一個時代的要求,一個時代的呼喚,許多人這方面作出了成就,而集大成者是以楊奎松、高華為代表。我說以他們為代表,因為這些年我了解很多人作出很多成就,但是奎松兄的這套書,他的成就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解放,確實要求把黨史變成歷史學的要求的一個體現,具體就是在奎松四本書上體現的,在高華的那一本書上也體現了一點?;氐轿覄傞_始說的那句話,楊奎松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把黨史從法學變成了史學。
謝謝。
李繼鋒:臺上幾位嘉賓都已經發表完他的意見,我們請臺下的嘉賓們說說。
黨史界的清道夫
炎黃雜志社徐慶全:我跟奎松認識年限很長,奎松兄的文章是一傳手,我是二傳手,雷頤發了以后我就摘過來,我記得在《炎黃春秋》上發奎松最長的文章連載了三期,那時候我還在黨史圈外晃蕩。我跟奎松95年就認識,我覺得楊奎松這位老兄長做學問對我們來講是一種震撼,剛才講到南高北楊的問題,我特別贊成。高華我也很熟悉,楊奎松我也很熟悉,他們倆做學問的路子是兩個路子,剛才楊天石講高華的缺陷是沒有看到檔案,我也贊成這個說法,但是高華恰恰因為從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當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結論來,所以高華才那么高。至于楊奎松,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時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舊材料結合起來,他梳理出一條路。所以這兩條路對我這種外行來講都是非常震撼的東西,因為我沒有學過黨史,但是編雜志我確實是在看一些東西。當時看楊奎松寫的《延安整風》一個章節,對于我這種門外漢來講非常震撼?,F在他們倆基本代表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兩條路子,但是是殊途同歸的。我覺得這兩條路最終都有一個相同點,都是走的實證主義的路子。他們的書中沒有假話,而且他們都像我們看偵探小說或者拼圖一樣,把歷史事實拼出來了。楊奎松這四本書我都讀過,而且有三本我寫了書評,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那本我沒有寫過,因為當時我跟楊天石先生、楊奎松先生在一起辦《百年朝》,我是他們的下屬,楊先生是主編,奎松副主編,我是編輯部主任,當時連載六期的文章我也是一字一句都讀過的。
這次出來的書,奎松一直講說都是舊書。但是舊書,多年以前的書,現在還能代表中共黨史界或者說中國國共兩黨研究的最新成果,出了以后還能接著出,我覺得說明一個問題,說明楊奎松是中共黨史界的代表性人物。做學問,剛才楊天石先生講到大氣問題,我覺得你講到的是視野寬闊問題。我覺得奎松這個人大氣,楊奎松做人非常大氣,非常認真。當時出版《百年潮》的時候,本來鄭惠是讓楊奎松當主編的,楊奎松推辭了,他說我的學問不夠,他推薦了另外一個學問很深的人,就是老楊,所以他這個人做人非常大氣。去年學術界紛紛擾擾說他跟金一南有一個叫板,很多人都說楊奎松這個人屬于比較叫真兒或者比較小氣,但是在我看來,我覺得他這個人一點不小氣,他叫真是對的,因為他對歷史上有些人借著歷史說假話,或者有些人借著歷史搞頌歌,他是極為反感的。所以我說楊奎松是清道夫,清道夫什么意思?就是足球的后衛,一腳給踢出去。但是清道夫又是南非的一種魚類,專門吃海洋里的垃圾。他對中共黨史界的垃圾產品,他一個個批駁過。我認為楊奎松的學問,每次他的東西,不管是以前的還是現在的,都是我個人學習的好榜樣。
謝謝大家。
文革以前一直都是革命史
王奇生:我是北大歷史系的王奇生。我是楊奎松教授的老粉絲,為什么說老粉絲?我年齡比較老一點。還有一點,我成為他粉絲的時間比較早。我們認識也是非常長的時間,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詞,但是我已經是他鐵桿粉絲。今天大家談了很多我不來重復,但是我談一點,這套書,我那天跟他講,你為什么只出這四本,我說應該把另外一本加進去,那就是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他說也考慮過。他剛才介紹的時候把自己的研究分成兩個時段,2000年之前研究革命史,2000年開始研究建國史??梢娝麆澐譃閮蓚€時段,兩個范疇,他認為49年以前是革命史,49年以后是建國史。但是這點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結束都是革命史。所以我認為他的“革命”四書應該成為“革命”五經。但是他現在不到60歲,到70歲的時候我希望他能拿出來“革命”四書加“革命”五經。
中央黨校王海光:奎松從中央黨校的門出來的,但是他在中央黨校的時候我們兩個并不熟,他走了以后我倒是聽說他的一些事。有些老先生說,楊奎松做學問挺怪,和我們做的不一樣,不是那個路子。在那個時期,剛才奎松講了他為什么要走開,我就想著這也是一個原因。在一個黨史的路數中間怎么能跳出來,跟傳統的黨史進行分離,把一個宣教之學拉入到歷史的學科之學,在這上面奎松給我們作出一個榜樣。我覺得奎松這幾本書當然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有幾本我還是認真閱讀過,《“中間地帶”的中國革命》我還做了很大的書評,好像有三萬字。我覺得做這個事情很難得,難得在做學問的心上。大家都知道在這一段時間,從學的路子并不是太順利,特別是做黨史更不順利。從黨史出來的人轉過來做別的學科,做政治學也好,做社會學也好,做其他學科也好,很多都是從黨史出來的。但是黨史出來做別的學科很有成績,唯獨黨史做起來很難。這個難一個是資料的缺乏,再一個能夠堅守這塊清苦之地也很不容易,他面臨著你要和傳統的一些成見舊說進行挑戰,而且這種挑戰具有政治上的危險性,還面臨你發表東西很困難,還面臨你得到材料很困難。所以我覺得奎松這一路走來真的不容易。我們在圈里,在這個行道當中做的這些人知道能做出這些成就是多么難、多么不容易。我就是給奎松兄是祝賀。這一個階段性成果,希望把下面五經再做好。
王?。何沂且粋€商人,所以從門外漢的角度來談。高華和楊奎松的書我都讀了,十年前讀高華,這幾年讀楊奎松。非常感觸兩點,第一,目前中國大部分書在灌輸意識形態,制造民愚,甚至調動民愚,你們在啟發民智,所以我感謝你們。第二,這么多年中國關于歷史方面,包括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太多的煽情、口號、空洞的東西,你們的東西重視證據,平和討論,從這一點我對你們表示感謝。
周志興:我是共識網的周志興。首先祝賀奎松出了這么大部頭的書,今天在這我很驚訝,有這么多年輕讀者參加這樣一個活動,因為這個院子,我從75年到80年在這個院子工作,那時候也是很多年輕人,但是那時候我們學不到這些東西??蛇@幾本書,奎松之所以有這樣的成績,肯定是由于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研究辦法。按說奎松走過的路子我都走過,中央檔案館也是我以前經常去的地方,但是我后來知難而退,我覺得我做不了這活。這活還是得像楊奎松先生、楊天石、雷頤、馬勇他們做的事。今天有這么多年輕人在這兒,我覺得中國有希望。我希望所有的年輕人能夠關心黨史,這是第一。第二,希望大家能夠向奎松學習,鉆研刻苦,把中國歷史搞清楚,把中國的未來搞上去。
謝謝。
展示歷史的真實必有一種價值的擔當
高全喜:非常感謝能夠參加這個會議,因為我不是歷史學家,也沒有資格在這里說三道四,但是楊奎松教授這套書的出版我要為他祝賀。剛才大家對楊奎松教授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的貢獻,他這些著作的學術成就,大家都已經評價很多,我根據雷頤教授的評論談兩點自己的感想。第一,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或者一個歷史著作,展現歷史的真實,把一段歷史的真實故事描述出來,本來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這是作為歷史學家、作為學術界應該提供的一個正常的作品。但是我感覺在中國百年歷史中,尤其是革命歷史中,尤其是共產黨革命歷史中,要看到真實的歷史是什么太難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奎松教授的一系列作品令人敬佩的就在于他展示了這樣一個真實,中國歷史,尤其共產黨的歷史,這六十年到底真實狀況是什么。剛才談到楊奎松教授最主要的貢獻是真實的歷史,我還稍微有一點不太贊同,我讀他的著作,我覺得能夠在現在這個社會,在這個情況下,能夠展示歷史的真實必有一種價值的擔當,如果沒有價值的擔當就不可能呈現真正的歷史是什么。所以我覺得他背后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論,有一套歷史觀,有一套他對歷史的善惡、真假的基本判斷,有一套中國百年歷史演變的自己的邏輯的認識。這一點來說,他不單純是歷史學家。如果歷史學家把真實呈現出來,我覺得很高明,但是我不一定很敬佩。但是他在呈現歷史的時候,灌輸他對歷史的真理或者歷史內在正義性把握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歷史學家可能更加的讓人敬佩。
總的來說,我對楊奎松教授這套書表示祝賀,也非常欽佩。
黨史研究重心轉回中國
徐思彥:因為工作關系我在八十年代初認識了奎松,在座的我可能不是奎松最老的朋友,但也是比較老的朋友之一。關于奎松在學術上的貢獻,這四本書的學術價值,剛才永發院士、楊先生、雷頤研究員都已經做了很深刻的闡述,我不再重復。我想特別強調兩點,一個是奎松的勤奮,一個是他的堅持。關于勤奮,今天的成就一定是他非??炭?、努力的結果,大家無論怎么想象都不過分,他每天都在研究,每天都在寫東西,從來沒有停止過。關于他的堅持,我要特別強調。他的研究有很多是做顛覆性的研究,這種研究可能會引起一些人出于各種原因、各種目的的不滿,他也遇到過不同的風浪。不論遇到什么樣的困難他都在堅持做,從來沒有動搖過,也沒有停止過,這種堅持的精神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所有有志于做這些研究的年輕朋友都應該學習。
最后我也是特別祝賀奎松這四本書的出版,也向廣西師大出版社表示敬意。
馬勇: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同事,我們一般比較喜歡說楊老師,或者小楊老師。我們也是認識多少年,學術方面大家剛才都已經講了,我想說一下我的閱讀感想。小楊老師做的內容對我個人來講真的是不懂的,我那天跟他聊天也講,其實一直在跟著看。一個最重要的感覺就是小楊老師對選題非常重視,而且選的確實有價值。另外小楊老師的方法非常不得了,他一定窮盡全部的資料慢慢的做一個完整的研究。但是更重要的,他整個重構中共黨史的研究范式。他的成果通過這幾本書和其他的成果,將來你是沒辦法繞開它做中共黨史的。中共黨史真正脫離意識形態的狀態,真正變成科學,可能就是從小楊老師和其他當代黨史研究的這些人開始的。還是要表示衷心的祝賀。
王焱:今天很高興參加這個會。楊奎松的書我沒有全部都讀,讀過一部分,八十年代說研究近當代難于研究三代,但是當代反而比夏商周更難研究。因為當代的歷史,特別是黨史牽涉到很多當代的意識形態問題或者是利益問題,很多早先學黨史的后來轉學,覺得很難做下去,材料也少,理論也受限制?,F在終于高華、楊奎松突破過去對黨史的看法,法學變成歷史學,真正有了它的學術環境,不要說其他的貢獻,我想這就是一個貢獻,黨史研究中有一些人打開了過去黨史的禁區,使它真正變成有說服力的歷史學,這就是很大的貢獻。學術可能是一代超越一代,不管將來后面人做的黨史、近現代史,在學術上資料的完善、考證的細密、理論的發明有可能超過這一代人,但是開路人的功勞是永遠不可能被抹煞的。這就是我對奎松教授這四本書的感想。
研究歷史是為了關懷現實
哈佛商業評論記者程明霞:我之前聽到經濟學家的說法,中國改革走到這一步進入一個死胡同,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能做的已經很有限,下一步需要的是歷史學家發揮作用。不知道楊奎松老師和其他幾位歷史學家,你們研究中共成功之道以后,不知道怎么看待中國下一步發展。
楊奎松:我一直說我是研究歷史的,讀故紙堆,所以要評價今天特別是今后的發展,我想我沒有資格。當然在這里面我可以講,因為我們研究歷史,我們更多的是關懷現實,希望通過現實當中的很多問題激發我們對歷史的回溯或者反思。很多歷史話題是從現實當中提出來的。你提到的這些東西,假如說我在這兒做一個簡單的我個人的回答的話,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是要突破意識形態的框架或者束縛。如果整個意識形態還是舊的、傳統的,脫離我們今天整個社會的現狀和現實,包括社會矛盾本身的特點,意識形態講一套話,現實生活是另外一種情況,這樣的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換句話說,一定需要領導者或者執政者有一個足夠的勇氣,能夠把我們歷史中各種各樣的東西總結起來,看到未來的前途,人類歷史發展的總的走向是什么樣。如果我們還是完全從過去的思維邏輯出發的話,我們永遠走不出來。
李繼鋒:由于時間的關系,因為楊教授的書和中國革命的話題是一個極大的話題,二十世紀就是中國革命的大世紀,中國革命改變了中國,改變了每個人的命運,剛才陳永發也特別提到研究黨史非常重要,畢竟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這個國家在整個世界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要了解中國,必須要了解黨史,否則的話你很難了解真正的中國。
章百家先生是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也是奎松的同事和好朋友。我簡單念一下:
“我與奎松是老同事老朋友,他的四部著作凝聚他多年的新學,自出版之后多次印刷,他本人也做過不少修訂,例如《“中間地帶”的中國革命》修訂后的內容比原先豐富許多,這反映他不斷進取的精神??芍螌W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是掌握極其豐富的史料,第二是堅持獨立研究、獨立思考,從不因循守舊,這使他的著作帶有很強的思想性,在革命史領域他搜集史料的廣泛程度以及他對史料的熟悉程度是大多數同行學者難以相比的。我認為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在今年出版的國共關系史著作中最具創新突破的,在我們這一代學者中,奎松是一個佼佼者,也是一個先行者,近年來我們看到愛一批更年輕的學者正在崛起,希望奎松今后再推出新的力力作,也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拿出有分量的新作,也特別希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始終慧眼識珠推出更多有歷史價值值得讀者珍藏的精品。最后再次向奎松和廣西師大出版社表示祝賀。“
本來想給讀者多點提問的機會,我現在反過來要提問一個問題,7月23日是什么日子?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日子。這個時間是非常巧的時間,一大的召開就是7月23日。我們后來講這一天是開天辟地的,其實當時所有的參與一大的人沒有覺得是開天辟地的一天。后來問到建黨是哪天,他們都忘了。如果毛澤東知道這一天是開天辟地的話,他一定會記住,就像我母親一定會記住孩子的生日一樣,當時沒有想到共產黨的事業會做這么大。所以這不是理論推導出來,不是你信奉馬克思主義就可以成功的,真正能夠成功而且堅持到現在的已經極少了。剛才陳永發教授特別提到對比,在中共當時和中國革命史領域里面是南高北楊,高華又是我的同門師兄弟,但他的成就,他可能檔案用的比較少,可能這也是他文章中的一個弱點。為什么是這個弱點?因為他沒有楊教授有這么好的機遇,他沒有在中央黨校和中央黨史工作過,所以他只有艱難的路,當然他的貢獻也是非常大。在整個中共黨史宏觀的把握上,楊教授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從楊天石教授,因為他就是一個對史料特別重視的學者,這種學風也傳遞給很多人,包括楊奎松教授,也影響了我們,影響了在座的許多人。因為史學最重要的就是真實,所以你用任何理由違背真實那一定是錯的。楊奎松教授的任務很繁重,特別是在高華教授去世之后,楊奎松教授責任更加重大。今天也說了在后面重點研究建國之后的歷史,所以廣西師大出版社的編輯也都想好名字了,前面叫革命,后面叫建國。我們也非常期待楊教授在未來的五年或者十年推出第二套非常精彩的文集。當然,更重要的,您在寫作研究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身體。因為您已經是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奠定了非常重要、崇高的位置。
非常感謝楊奎松教授親自來參加他的作品,還有他的夫人也是為這個活動出了力。我們當然還要感謝臺上三位嘉賓,也要感謝臺下的嘉賓,以及堅持到現在的讀者們。最后還要感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劉瑞琳主編,還有他們非常優秀的團隊。謝謝,今天活動到此為止。
by戴學林
2012年7月22日,廣西師范大學“理想國”推出《楊奎松著作集:革命》套書。四本裝幀精美的大部頭,也被媒體和讀者稱為“革命四書”,是歷史學者楊奎松多年的著述合集。22日下午,“革命四書”發布會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隆重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臺灣“中研院”院士陳永發、中國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員雷頤等多名著名學者到場參加研討。本文即為此次發布會記錄整理稿:

在新書發布會上簽名的楊奎松
劉瑞琳:大家下午好,我是廣西師大出版社劉瑞琳。非常感謝大家今天準時光臨,一是因為今天是周末,占用了大家休息時間。另外一方面,昨天的大暴雨讓很多人今天按時趕到這個現場變得困難重重,我們有很多嘉賓是費盡千辛萬苦趕過來,像來自臺灣的陳永發老師。楊天石老師之所以遲到是因為他今天上午的飛機從內蒙飛回來。王奇生老師也是昨天晚上的飛機沒飛成,今天早上坐高鐵趕過來的。更值得感謝的,還有一些費盡千辛萬苦也沒有趕過來的,比如說哈佛大學的裴宜理教授,他非常遺憾,他昨晚的航班被取消。像章百家先生,他今天上午的飛機要從哈爾濱趕過來,據說剛剛上飛機,本來是上午九點多的飛機,但是延誤了,所以他可能會趕一個尾巴,但也在往這趕。在網上第一個報名參加的就是章詒和老師,她非常積極,當時第一個說要參加,結果她中午跟我通電話的時候還在香港機場呆著,她說已經呆了25個小時,而且昨天晚上在飛機上過夜。非常不容易,這么一場雨讓我們小小的活動看出這么多的波折。出版社選日子的時候沒有看黃歷,給大家帶來這么多的困擾和困難,實在很抱歉。
我們今天的活動也特別從南京請來了特約主持李繼鋒教授。李繼鋒老師是我們國家第一位民族史研究的博士,現在任職江蘇省委黨校,昨天幸虧他坐高鐵從南京專程過來,沒有耽誤。熊培云老師也是坐高鐵,沒有耽誤。下面把話筒交給李繼鋒老師。
李繼鋒: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下午廣西師大出版社品牌理想國文化沙龍,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直面中國革命”,楊奎松新書的對談,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大家已經看到這套書,這次楊奎松教授的新書,非常有份量,很多同志看到說像四大名著。我們作為同行特別羨慕,因為一般都是大家到了七十華誕、八十華誕,甚至百年之后才有這樣的新書,但是我們楊先生還沒過六十歲就有這樣一套厚重的新書出版,今天我們也是圍繞新書做一個討論,來做一個沙龍。這套新書的主題是革命,因為革命這個詞太火爆了,整個影響很大?;鸨绞裁闯潭??我昨天來的,在我來的前一天我的老家就地震了。我們說革命就像暴風驟雨,結果昨天據說是61年來最強烈的暴雨,這個暴雨也給大家帶來一些困惑,尤其幾位重量級的嘉賓,像裴宜理教授沒有辦法過來,但是她還是寫了書評,在書評里面對楊教授的著作也非常推崇,說充滿了原創性。另外就是章百家教授也寫了將近500字的祝賀信,等一下我們也會讀一下。
所以楊教授真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剛才我們在底下跟楊教授談的時候說,實際上他樹立了一個標桿,讓我們同行或者年輕人向他學習,只要勤奮就可以有這樣一個好的著作,能夠在一個非常好的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是三個優秀,一個是優秀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質量非常高的書,這套書的裝幀非常好。革命當然應該是紅色的,尤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充滿活力的而且是鮮紅的、大紅的、紅彤彤的,這套書也用了紅色,但不是大紅,而是有沉淀的紅色。這個紅色反映了楊教授思辯的能力,很有底氣,也很雅致,不是特別火爆,看起來跟這個封面很協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書的時候也感到很像西方出版的有份量的著作,裝幀非常好。
另外我們說是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優秀的作者,楊奎松教授,他自己精選了他學術生涯以來比較好的、他最得意的四本書,一本書是關于《“中間地帶”的中國革命》,一本書是《西安事變探新》,還有一本書是《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另外一本是《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今天我不說閑話了,邀請我們的嘉賓,首先是楊奎松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他是我們這次互動的主角,我們要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楊教授到臺上就坐。另外是特地從臺灣趕來的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陳永發院士,陳院士也是臺灣那邊頂級的中共黨史的研究專家,也是中國革命的研究專家,所以他來的話意義非同一般,否則的話就是大陸人的獨奏,有了陳院士過來我們的研討會就比較完整,我們討論中國革命也就比較完整,因為中國革命最重要的兩個政黨,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國民黨,少一塊都不行,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陳教授。還有一位嘉賓是楊天石教授,他在路上,等一會兒到。下一位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頤研究員。雷頤老師是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專家,也是跟楊奎松教授是老同事、好朋友,今天請他來非常高興。請到臺上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