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在法國，推薦《謀殺的藝術》這本書時，遇到一個挺有意思的心理學家主持人。推介一開始我就說我還沒了解克萊拉，我不理解她。這個主持人回應了我：你當然不理解她了，克萊拉是女人，我們男人是不理解女人的。我覺得他講這句話蠻有意思的，從某種意思上來說，確實有時候你創造人物，但是你不理解他，不了解他，這不意味著這個人物我創造得好或者不好，這和這個人物的質量沒多大關系。從我們內心中自己都無法探測的深處，他涌現出來了，然后就成為了書中的人物。   

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作家都會這樣講，所有作家也都不例外。有些人問我，我的古巴血統和精神科醫生的生涯有沒有影響我的文學創作。沒有，盡管我生在古巴，但是整個生活都在西班牙，我小的時候便離開古巴了。盡管我以前是精神科醫生，但是現在我不做了，所以說我今天講的，盡管和精神病學相關，但是重點還是在我創造的人物。   

還有第三個問題，很多人都會問我。說這些人物可以開始不尊崇我們了，比如說這些人物可不可以反叛我們，我們創造了人物，我們剛開始沒有想象到他會這樣去做，但是這些主人公卻反叛我們的意志。有一次在利馬的一所大學里，有個學生舉手問問題，他一下子讓我驚住了，他說如果人物走出了你為他劃定的局限，該怎么辦？他講這個問題，給人感覺很悲傷，這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打個比方，比如說你女朋友拋棄你，你怎么辦？你如何再讓她對你有興趣？怎么使她原諒你，不要再分手？它是個很美妙的問題，如果人一個人物，你已經限定了他，他走出這個限定怎么辦？確實，這些是會發生的，我這樣回答，我說祝賀你，因為要達到這個效果，就是寫作的基礎——有什么東西在你內心當中誕生，但是開始反叛你了，它們是從你身上誕生的東西，但是做了一些你不希望做的事情。 

在《洞穴》這本書有一個人物，他要吃毒藥，毒藥應該要有藥效。我開始寫的時候，認為這個藥吃下去應該有效的。那是非常普通的一天，我坐下來，我并沒有想到會有什么驚奇，我在我的電腦旁邊坐下來。整個故事發展得很好，壞人給他吃了藥，他把藥吃下去了，我們等著，馬上有藥效了。我記得，我是這樣看著這個電腦屏幕，我非常清晰地看到這個人物在看著我，告訴我，藥吃下去沒有效果。我非常吃驚，我們在等等看看怎么樣，沒效，吃下去藥沒效果。我沒想會這樣，我當時想的就是藥要有藥性，但是他覺得沒效，他告訴了我，還朝我看著。那現在怎么辦，藥沒有效，好像是怪我似的，我至少呆了一刻鐘，突然間，我想如果個人物跳出了你自己的設想怎么辦。這時候我開始了解，這就是你另外一種詮釋事物的方式。如果藥沒有效的話，就會有各種各樣超出預想的情況出現。我就想了，我做那個時候想了，他說沒有效果的時候我就開始想了。我在那個時候開始想了，怎么辦，我就開始把整個的線路朝另外的方向發展，我自己都給我們很多的surprise，我自己原先都不知道的。如果打比方，他吃了那個毒藥有效果了，如果打個比方我跟他說不管，憑什么你說沒效就沒效，我就說你吃下去有效了。

但是那樣的話，《洞穴》這本書不會達到這么好的效果，會成為一部平庸之作。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創造人物，但是我覺得要跟大家說，我們都會創造人物，大家正在、我也正在創造人物角色，大家出去的時候都會對我有一個不同的感覺，這個感覺可能是真實的，可能是假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完全可能，每個信息可能完全都是真的，但是并不知道大家對索莫薩的感覺，你們對我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我也是，也對大家的感覺不一樣。最后一排的人我對你的感覺不深，但是我至少也有個感覺。打個比方，我們認識得多一點，我們完全會改變我們的想法，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作家，作者也好，讀者也好，完全可能。這個應該說人就是自己創造自己，大家知道不知道，講到犯罪，恐怖，獨裁，都有一些基于虛無的想象。劊子手缺乏的想象，那些劊子手不會創造人物。非常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