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此書，我被作者開啟民智的良苦用心所打動，也意識到本書對當下中國的價值，所以很快請出版社聯系版權，并著手翻譯。需要指出的是，從可讀性上說，本書前三分之一和后三分之一基本是談案例，說故事，任何讀者都可以讀懂。中間三分之一技術性較強，不太好讀，內容涉及法官如何解釋法律，維系民主，但這也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承載了一名美國法官關于民主問題的思考。 

2012年5月，布雷耶大法官以建筑學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評委的身份來華頒獎，并在北京與我見面。老人家雖已七十四歲高齡，但精神矍鑠，活潑健談。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有他的低調謙遜、風趣幽默。5月24日下午，我陪他出席在清華大學法學院的一場講座。講座現場立著一張海報，上面寫有“美國最高法院最有智慧的大法官”。當隨行人員把這句話的意思譯給他聽時，他笑著回應：“哇，這下我回去可麻煩了。”然后私下樂呵呵地對我說：“等斯卡利亞大法官來了，你們可以把這張海報給他看。” 

布雷耶的講座很生動，氣場、風度完全不輸他的哈佛前同事邁克爾·桑德爾的“公正課”。當講到憲法的重要性時，他像變魔術般從上衣摸出一本袖珍版憲法，更是激起陣陣掌聲。講座結束后，他將那本袖珍版憲法簽名贈予我。我問他：“您總是隨身帶著憲法嗎？”他嚴肅地說：“當然，憲法是拿來用的，必須隨身攜帶。” 

短暫見面期間，我就美國是否存在“司法政治化”的問題向他求教。他回答：“政治不會對最高法院產生影響。在描述一個大法官如何裁判一起疑難復雜、備受關注的大案時，‘政治化’不是一個恰當的形容詞，‘意識形態’更不合適。法官之間的分歧，還是用方法論的差異或司法理念的不同來描述更好一些。最高法院不是‘政治性法院’。九位大法官，是不同的總統在不同歷史時期任命的，這些人如果有觀點分歧，一點兒也不奇怪。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司法理念指引下，自然會得出不同結論。在一個擁有三億九百萬國民的國家里，人民秉持形形色色的立場，法官之間存在各種分歧，其實是件挺好的事。”我想，這段話不僅澄清了我的疑問，也代表著他對司法與政治關系的看法。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