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列寧的說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稱，工人罷工是“小資產階級的渙散毛病”，“即使在蘇維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間，在索爾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廠（按：這兩家工廠是著名的“紅色堡壘”，“十月革命”時工人赤衛隊的發源地）的工人中間，這樣的壞蛋難道還少嗎？”按列寧的說法，這些人視國家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習慣”，“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從‘它’那里撈錢則多多益善”，而“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難道不正是要反對”這些“工人、工人集團、工人階層”嗎？無怪乎讀到這類話的人說：列寧實際上是“以勞苦大眾的名義對勞苦大眾使用暴力”。

于是幾乎從“革命”一成功起，俄國就不斷發生鎮壓罷工的嚴重事件。

圖說：1917年列寧在普梯洛夫工廠工群眾大會上號召工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時隔兩年    后，當年的“十月革命中心”發生罷工。特別委員會立即出手鎮壓。

1918年從2月到10月物價上漲，通脹率達到258%，第二年在這個基礎上又翻了一番。為表示抗議，1919年3月16日，當年作為“十月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發生罷工。特別委員會立即出手鎮壓，逮捕了900人，此后數日內未經審判處決了其中的200人。1919年春圖拉、奧廖爾、特維爾、伊萬諾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地多次發生工人罷工，工人要求獲得與紅軍同樣的糧食配給（按：當時參加紅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獲得糧食配給），這些罷工都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其中很多鎮壓令正是列寧、托洛茨基等人親自下達的。與列寧把罷工工人罵做“壞蛋”、“流氓”相比，托洛茨基的說法更有“邏輯性”，他認為現在工人已經被組成“勞動軍”，工人罷工就等于軍人開小差，“應把開小差的工人關進懲罰營或送進集中營”。

1921年2月24日，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員會決議把工人的罷工定性為“反革命破壞”，命令對罷工工廠立即實行軍管，對工人們進行重新注冊，在所有的機關和企業中都組成可以調動軍隊的特命全權“革命三人小組”，任何人都必須遵守三人小組的所有命令和決定，三人小組具有至高無上的、包括采取極端懲罰措施在內的“鎮壓權”，“可在每一個別情形下使用軍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隊可動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槍決”，尤其是對那些具有煽動能力的工人活動分子決不手軟。

如今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契卡”就是“肅反委員會”，批評它“肅反擴大化”的聲音也很多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實際上這個機構的全名叫“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換句話說，它要“肅清”的對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對派（“反革命”），還包括更加漫無邊界的所謂“怠工”者。“怠工”都要鎮壓，更何況罷工？從此之后，在沙皇時代工人可以頻繁罷工的權利就再也不復存在了。1929年蘇聯的勞動法典規定，工人曠工3天，企業就可以開除，行政部門有權不經過沖突評議委員會批準，獨立地對“違反考勤規定者”進行各種處罰。我們不要望文生義地以為，“開除工人”就會使他成為失業者。不會的。1929年的蘇聯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失業現象據說已經被“消滅”。乞丐與流浪漢都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盲流”就等于“流氓”，專政的鐵拳在等著他們；而做小生意、攬私活等個體謀生手段也是“資本主義”的違法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開除工人”當然不僅僅是把他們攆出工廠讓他們到社會上亂跑，而通常就意味著把他們送進勞改（勞教）營，在“勞動義務”的強制下服苦役。

就這樣，俄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禁止罷工的“工人階級政黨”。

當時也有些人解釋說，這是因為在戰爭時期不得不如此。但是最高領導層很快反駁說：這些強制“絕不僅是緊急措施”，而應當是“常規”。托洛茨基甚至在全俄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然以蘇俄經濟自比農奴制，他說：“根據經濟計劃進行社會主義勞動調控，對每個工人來說就是強制性的。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說強制勞動總是沒有效果的，這是最可憐、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見，奴隸勞動同樣有生產成效，農奴的強制勞動不是封建地主惡意的產物，（當時）它是一種進步現象”。“也許是現代唯一一次坦率地為強迫勞動辯護”的這番話甚至嚇壞了后來的波蘭托派思想家多伊徹，畢竟是外國人的多伊徹對自己崇拜的這位革命家“講話竟非常近似于一個過去的強迫剝削制度的辯護士”而深感驚愕。的確，聽到這些話的人們都會問，既然如此，那就讓封建農奴制一直持續下去好了，還搞什么革命，還要什么社會主義？

正如蘇聯史學權威刊物《歷史問題》前主編伊斯肯德洛夫所說，“新政權推行國有化政策的極其殘酷的做法，國有化最終成了全面‘剝奪剝奪者’、不僅強行沒收大資產者，而且強行沒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產資料和全部財產，而且其中的多數人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并成為在自己的國家中被拋棄的人”。緊接著托洛茨基提議，由軍事人民委員會承擔勞動人民委員會的職能。列寧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張，1919年12月27日便由托洛茨基主持成立了勞動義務委員會。當時一些老革命堅決反對這種主張，他們不相信憑軍事命令能使經濟的車輪運轉，不相信“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辦法可以建立計劃經濟”，便把托洛茨基稱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是亞歷山大一世的陸軍大臣，以專橫殘暴、動輒要求“軍法處置”著稱，革命前“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就是反動的代名詞]。而如今，這些革命者發現今天的“新阿拉克切耶夫”更加厲害，他們抱怨說，一個工人國家把自己的工人階級“抓壯丁”是錯誤的。但是，不僅膽敢抱怨者很快便被擠下政治舞臺，就連“新阿拉克切耶夫”托洛茨基自己，幾年后也被這個野蠻的體制“軍法處置”了。

1919年4月由捷爾任斯基提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把“集中營”改名叫“強制工作營”。到1920年1月，有21個城市建立了“強制工作營”，1921年夏天達到49個，11月達到84個，1921年11月達到122個。不要以為這些都是為“階級敵人”準備的。1921年1月8日，捷爾任斯基就承認，專政機器對準的主要是普通勞動群眾，他說：“外部戰場沒有了，資產階級政變的危險性消失了，國內戰爭的危機時期結束了，但是卻留下了嚴重的后果：監獄中人滿為患，并且其中關押的主要是工人和農民，而不是資產階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