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文龍杰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博士在讀 

蘇聯1922年12月成立，1991年12月解體，但完整意義上的蘇聯史通常從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近75年的歷史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饒有趣味、爭論不休的話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提出“后后冷戰時代”概念，國際社會、美國政界、學界在此基礎上形成“冷戰—后冷戰—后后冷戰”的思維范式則表明了蘇聯對今日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深遠影響。蘇聯史之于中國又有另一番意義，無論是官方的還是學術的。 

我生于1988年，屬于80后，作為一名以俄羅斯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博士生，需要我對蘇聯史有相當的了解，在接觸專業之前，我只是80后中普通的一員。我想梳理一下自己對蘇聯史的認識過程，希望通過個案反映出我們這代人對蘇聯史的認識。 

蘇聯的兩件大事，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1991年的蘇聯解體，和我沒有直接關系，印象比較深的是初中政治課，老師提問，世界上哪幾個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答案有“蘇聯”，老師笑著搖頭，突然有人興奮地答“俄羅斯”，老師說不對，在最后公布答案時，老師著重補充一句，蘇聯早已不存在了，俄羅斯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家以后不要犯這種錯誤。高中在教材中知道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給予中國大量援助，又莫名其妙撤走援助專家，教材用“背信棄義”一詞概而帶過。 

我本科學俄語專業，也從未對蘇聯史投以特別的關注，只是在學校開設的俄羅斯歷史課程中了解了幾件大事。 

大四決定讀研，選的專業是國際政治，方向是俄羅斯外交，參考書目里沒有涉及俄羅斯外交史的書目，我還是讀了一些，其中有世界知識出版社的《蘇聯外交簡史》，選這本書因為簡史讀來輕松，后來知道這是研究俄羅斯外交的必讀經典，滿篇都是“美帝國主義”、“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等革命色彩濃厚的詞匯，我對這些詞相當陌生，接觸的書中鮮有此類著述。就這樣，“革命”、“強大”、“專制”成了我對蘇聯的第一印象。冷戰時期蘇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縱橫捭闔激發了我了解這個國家的興趣。這個曾經的共產主義帝國到底是一副什么樣的景象和氣派？和美國共同主宰世界的它又怎會解體？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展開一段延續至今的閱讀旅程。受《炎黃春秋》雜志一些文章影響，發現蘇聯對中國影響深刻，兩個國家有太多同質之處，大有“蘇聯的昨天就是我們的今天”之感。沈志華教授和左鳳榮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改革即去蘇聯化（《中國改革》2011年第1、2期合刊）。去蘇聯化的前提當然是中國被蘇聯化了。我想，用“一脈相承”來定位中國的現實和蘇聯的歷史應該不算夸大。 

關于蘇聯史的著作有很多，同一事件的敘述和判斷——或籠統地稱為對某一事件的“定性”——在不同的著述中有著不同的版本，除去材料豐富程度的影響外，更多的是著者解讀角度和立場的不同。各種看法間彼此對立、相互攻訐亦時有之。例如，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就存在很大爭議，關于蘇聯解體原因的討論也有各種流派。各家均言之鑿鑿。我從起初的被動接受觀點，逐步轉為對各家觀點進行比較和甄別。通過比較，我知道了哪些是左派，哪些是右派。這讓我非常驚訝。十分驚訝！我以為左派、右派是歷史詞匯，可是左派、右派不但存在于當下，將來也會有。而且左派、右派不只政治家專有，做學問也分左右。 

蘇聯人和美國人寫的蘇聯史為什么大相徑庭？甚至蘇聯人和俄羅斯人對蘇聯史的書寫也是不同的。我深深體會到耶魯大學的溫克教授在《牛津歐洲史》序言里所講的，“一個民族選擇對其歷史的何種闡釋是至關重要的。當一個社會隱瞞其過去記錄的某些部分，然后那個社會或其領導人向我們講述他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當一個社會試圖改變歷史記載所呈現的或已經有充分根據的事實的時候，我們知道，歷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讀蘇聯史的意外收獲是學會注意思想背后的利益。 

歷史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嗎？既然一切都是歷史學家的自我言說，那讀歷史還有意義嗎？ 

如果我們一定程度上還在走著蘇聯的路，而蘇聯解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的教訓”，那么翻開蘇聯史，看看他們是怎樣走過來的。歷史就像診斷報告，我們要做的是用理性的思維、科學的方法去解讀，從而揭示出如何處理同樣問題。我想這是中國人，包括非專業的相關人等，應當讀蘇聯史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