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中國系列評論（12）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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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強制力限制公民遷徙、農民進城，這么一個了不起的“傳統”，其實并不是中國內生的，而是從蘇聯老大哥那里學回來的?；氐缴鲜兰o50年代初，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在經歷了長期的內外戰亂后，百廢待舉要搞經濟建設、要奔工業化?？墒?，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里打出來的新生革命政權，對工業、技術、城市和建設又所知甚少。歷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國“一邊倒”學蘇聯經驗，有樣學樣，很順理成章。

具體到有關遷徙的制度安排，蘇聯搞的是哪一套？我看到的史料說，斯大林治下的蘇聯于1932年12月31日頒布法令，全面實行十月革命后從沒實行過的人口登記與遷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證的人才能流動、遷徙和變更居住地點。該法規定，“居民證”的發放范圍限于城市，最初僅限于莫斯科、列寧格勒等25個重點城市，后來才擴大到所有市鎮，但不包括農村和農民。按此法令，蘇聯公民須在進入任何地區后的24小時內，到當地政府申請暫時居住許可證；如不被批準，則在3日內必須離開。這樣，根本就沒有居民證的廣大蘇聯農民，只好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蘇聯農民獲得持有國內居民證的權利。

這段公案里所謂的“居民證”，與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證”，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我是從中央黨校黨史教授王海光論文的注釋里，看到“propiska”這個詞，再根據注釋的提示，到《維基百科》查了這個詞條，才大致明白此“居民證”的真實含義，乃“居留許可簽證”也。順便記一筆，維基百科的很多詞條都有中譯，但偏偏很值得中文讀者留意的這一條，卻是沒有的。

這“propiska”是俄文（пропи.ска）的音譯?！毒S基百科》的解釋是這樣的：“在1917年以前的沙俄帝國時代和1930年代以后的蘇聯，（它）既是定居許可，也是移民記錄的手段”。至于具體形式，除了在地方戶籍登記系統里有文檔記錄，它還是在個人國內通行證上加蓋的一個官方簽章。

老實說，讀到這里，我對這個“普羅皮斯卡”究竟是個甚，還是沒有清楚的概念。好在《維基百科》附有照片，順藤摸瓜，我又從網上看到若干，才大致明白它相當于護照和簽證：護照證明身份，但人們光持有護照還出不了國；要出國，還需要“簽證”，即注明同意你進去、居留時間的對方國家的官方許可。“普羅皮斯卡”就是加蓋在“國內護照（internal　passport）”上的“簽證”，表明持有人可以合法流動、入住、居留。不同之處，這不是為出國，而是在國內就要有的。更不同的地方，是1933年1月1日之后，蘇聯居民中只有城里人才有權得到這個寶貝，鄉下人沒有，所以不能合法流動、入住、居留。

老天爺，斯大林是怎么搞出這么一套辦法來的？仔細讀，原來那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創。上文不是說了嗎：“在1917年前的沙俄帝國時代”，普羅皮斯卡就已經存在。再查，整個沙俄帝國時代，自由遷徙從來就不是農奴的權利。甚至在1861年亞歷山大宣布廢除了俄國農奴制之后，農民雖然得到一般意義上的人身自由和有限度的財產權利，但遷徙權還是付之闕如，因為他們并不準自由離開村社。“普羅皮斯卡”還是一以貫之，惟有城里人才有國內護照，也惟有加蓋了國內居留簽證的，才可以合法流動。難怪我們當中學生讀到的俄國文學作品，從十二月黨人到列寧的“流放”生活都有那么一股子的“貴族氣”。沒錯，不夠貴的進不了城；不是城里的人，談不到流放！

斯大林怎么好意思，把革命對象沙俄帝國禁止農民流動進城的制度，公然統統給恢復了？說起來，也是一連串“實際情況”使然吧。當代學者講到這一段，總要提到1927-1928年間蘇聯的“糧食收購危機”。那不難懂，因為落后國搞社會主義，要加快國家工業化，總會面臨工業化原始積累與農業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列寧在世時堅持的新經濟政策，無非就是要較多利用包括富農在內的農民生產積極性，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推進工業。但列寧去世后，新經濟政策就停了，斯大林試圖壓農民拿出更多的“貢賦”，以此加速蘇聯的重工業化。問題是，哪里的農民也不是那么好壓的，加上天氣因素，“糧食危機”自天而降。

斯大林的反應是干脆全盤集體化，從限制富農轉向“消滅富農”。這就迎來1929年所謂“大轉變的一年”——用急風暴雨般的階級斗爭改造農民，在“消滅富農”的綱領下組織幾萬干部下鄉，突擊組建“集體農莊”。到1931年底，約2000萬戶農民“加入”20萬個集體農莊。土地被宣布全盤國有化，僅允許集體農莊“使用”；后來政府又部署了國有的拖拉機站，實行國家以機械化服務“交換”農莊產品的體制，并對瞞產、拒交行為實施強制打擊（參看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蘇聯模式研究組左鳳榮、姜長斌的文章）。

這樣國家“拿”糧食是不是就容易了？沒有。生產力——“富農”總也是農、也是生產力吧——遭到嚴重破壞，蘇聯的糧食產量多少年以后還達不到1914年戰前沙皇時代的水準，繃得再緊，也是無米之炊。把農民逼急了，涌向富裕地區和城市的事情就發生了。“情況危急”之下，限制農民流動的“普羅皮斯卡”，就算是沙皇的老招數，搬出來用用對斯大林來說也無妨。

有一點，斯大林倒做得比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沒有把“遷徙自由”寫進1936年蘇聯憲法——那可是被叫做“斯大林憲法”的“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翻開第十章“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舉凡“勞動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受照顧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以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還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條款一應俱全，全部入憲。唯一不見的，就是“遷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羅皮斯卡”還在生活里管用著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寫進去又有什么意義呢。后來歷次蘇聯修憲，“遷徙自由”再沒有入憲。

斯大林憲法當然是我國54年憲法起草時，首要參考的國外憲法文本。據有的回憶錄講，54年憲法最早拿出來的稿本上，就沒有“遷徙自由”的字樣。后來在討論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綱領》里面有，而近代多部憲法也有“遷徙自由”，所以建議列為公民權利。這才有了鄧小平那句話（“寫上‘遷徙’，少費唇舌”），也有了“居住和遷徙自由”這一權利條款。不過整體看，“社會主義與遷徙自由不相容”的觀念，還是進入了中國。畢竟，54年憲法還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憲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憲，文革高潮中的中國當然是響當當的社會主義啦，“遷徙自由”被逐出憲法，還是在這個問題上與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從那個時代的認知水平來看，蘇聯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無疑問地代表著“中國的明天”。要過多少年歷史才會指出，那是老大哥帶來的一個壞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