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澤霖/文
上一世紀俄國最轟動的文學經典，人們推認是米·布爾加科夫(1891-1940)嘔心瀝血十二三載，身后留下的小說《大師和瑪格麗特》。這位被禁終生的作家死前不久，曾悄悄給親朋們讀他的《大師和瑪格麗特》。書中耶穌對自傳性主人公“大師”命運的決斷竟是：他不配得到光明。周圍人愕然了。這是作家對自己一生的終極反??？！于是，不能不想到他和斯大林之間的微妙關系，想到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懺悔。
叫板！布爾加科夫給斯大林的信
到上一世紀20年代末，布爾加科夫已經完全落入蘇聯文壇狂熱的圍剿中了。在給弟弟的信中他說：“我的戰艦要沉沒了，必須勇敢地沉下水去……”“命運正在扼住我的喉嚨……”
1930年3月28日，布爾加科夫記道：“我親手把一部關于魔鬼的小說手稿拋入爐膛……”這就是《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初稿。也就在同一天，他給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蘇聯政府七位主要領導人分別發出一封長信，一封破釜沉舟的信。
信一開始就“向蘇聯政府坦述實情”：
“當我所有作品都已被禁之后，許多公民向我提出同一個勸告——
編寫一個‘共產主義的劇本’，再向蘇聯政府寫上一封表示懺悔的信，聲言放棄我在作品中表達過的觀點，并保證今后做一名忠實于共產主義思想的同路人作家。
“目的：就是為了免遭迫害、貧困和無可避免的毀滅結局。
“這個勸告我沒有聽。因為寫上一封言不由衷的信未必能使我在蘇聯政府面前得到好的印象，所表演的不過是一種齷齪而天真的政治丑劇。至于編個共產主義的劇本，我連想也沒想過，因為我十分清楚，這種劇本我是作不出來的。”
在這肆無忌憚地表白之后，筆鋒直指封殺了他所有作品的中央劇目與演出審查委員會：
“正是這個委員會在培養著奴隸，培養著歌功頌德之徒和戰戰兢兢、奴顏婢膝的仆從，在扼殺創造性的思想……我承認，與書報檢查機構（無論這種機構是什么樣的，屬于哪一種政權）進行斗爭，是我作為作家的天職，就像我呼吁出版自由一樣。倘若哪一位作家想要證明他不需要這種自由，那他就像一條公然擔保自己不需要水的魚一樣。”
布爾加科夫藐視那些“鉆在被窩里對蘇維埃政權咬牙竊罵”的可憐的作家：“我不是躲在角落里竊竊私語，我是把這些思想寫進劇本，搬上舞臺。”“這些思想”歸為兩點，一是“對于在我的落后國家所進行的革命進程的深深疑慮；與之相對，我提出更合人意的，偉大的進化論”。
這是指1925年寫的帶來抄家搜查之禍的兩篇小說《不祥之蛋》和《狗心》。
《不祥之蛋》寫動物學教授佩爾西科夫在研究室里發現了一種“紅光”。經它照射的動物會以難以置信的速度繁殖出龐大的機體。正趕上全國鬧雞瘟。一個“帶著官家公文的鄂蘊(厄運)同志”，要走了教授的紅光分光箱，懷著“恢復本國養雞業”的壯志，卻孵化出無數龐大的食人爬蟲，鋪天蓋地涌向莫斯科，飛機大炮和蘇聯紅軍都阻擋不了。還是大自然的力量拯救了人類：一場夏日從未有過的寒流掃滅了這些爬蟲。
看來，科學的力量一旦被視為人類可以任意指使大自然的武器，將會孵化出怎樣不祥的未來。干擾自然的客觀進程，狂妄地“創造歷史”，是不能不受到懲罰的。
《狗心》繼續著這一思考。醫生普列奧勃拉任斯基把剛剛死去的小偷-酒鬼的腦垂體移到一只狗身上。狗竟“突變”成“還處于最低發展階段的”人，懷著“一顆最為卑鄙齷齪的心”的敗類：酗酒、偷竊、說謊、告密，直至栽贓陷害，用手槍威脅強占教授的住宅。幸而“造物主”及時把他還原為狗，才沒釀成慘禍?？磥?，人要充當造物主的角色，只能是對上帝的諷刺性摹擬。
小說60多年后才在蘇聯開禁，與其說是因為對革命“突變”、“創生”的合理性的哲理思考，不如說是有影射十月革命、攻擊社會現實之嫌。
第二個思想就是“頑強地把俄國知識分子當作我國優秀的階層來描寫”。他從第一部長篇小說《白衛軍》(1923－1925)，就在宣說這一主題。小說改編成劇本，劇院認為名字“太刺激”了，改為《圖爾賓一家》。這部與其家庭經歷極為密切的劇本，正如信中說的，“描寫貴族知識分子家庭在國內戰爭中，被在劫難逃的命運拋入白衛軍的營壘”，而他“竭力對于紅軍與白軍保持一種冷靜超脫的態度”，去展示白衛運動的悲劇性——而寫作的背景正是俄國知識分子一批批被清除、被驅除的恐怖年代。所以從排演、觀摩到上演，伴隨著鋪天蓋地的批判而又轟動一時。
當然，如作家信中說的，“我的作品不能存在于蘇聯”，還因為“浸透我的語言的毒汁”、“黑色的，神秘主義的色彩”，“而最主要的是我描寫了我的人民的那些可怕的弱點”，因為“布爾加科夫已經當了諷刺家，而正是任何真正的諷刺在蘇聯都絕對不能想象的時候”。
在清算了自己的觀點、歷數了報刊的批判之后，布爾加科夫居然“向蘇聯政府的人道主義精神呼吁，請求寬宏大量，放我這個于祖國無益的作家以出境的自由”。如果不準出境，他請求“委派”他一個工作，甚至請求當個舞臺工人。“假如連這也辦不到，那就請求蘇聯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處置我，但是無論如何請予處置。因為我，這個在蘇聯和國外都為人所知的戲劇家，目下正處于窮困，流落街頭，面臨死亡。”
這封不憚魚死網破，只求“處置”的信，后果出乎意料。
一個多月后，4月18日，斯大林竟把電話打到他的家里：“……您會得到肯定的答復。不過，也許真應該放您到國外去？怎么，我們使您很厭煩了嗎？”
布爾加科夫回答得很妙：“最近一個時期我反復在想，一個俄羅斯作家能不能生活在祖國之外，我覺得，不能夠。”
斯大林回答：“你想得對。我也是這樣想。”
隨后，莫斯科藝術劇院主動聘請布爾加科夫擔任助理導演……
也許，這戲劇性的一幕使布爾加科夫模模糊糊產生了一種希望，一種設想？！……
傳情——布爾加科夫給斯大林的又一封信
“一年多前，就在絕望的時候，幸虧總書記給我電話，打破了絕望。請你相信我的趣味：他談吐清晰有力，風度軒昂，文質彬彬。在我這個作家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剩下的只有一步——見到他，并探知命運……”1931年7月布爾加科夫給魏列薩耶夫的信中現出了這樣的腔調。
實際上，在1931年初，布爾加科夫就起草過給斯大林的信：
“我很想請求您做我的第一個讀者……”
他一定是記起尼古拉一世直接審查普希金寫作的關系模式。
1931年5月30日，作家終于發給斯大林又一封信：
首先，他訴說自己的精神病痛，“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因”，于是引出對險惡處境的申訴：
“在蘇聯俄羅斯文學的廣闊原野上，我是唯一一匹文學之狼。人們勸我把皮染了。這是個荒唐的建議。一匹狼，不管是染了毛，還是剃了毛，它反正還是不像一只卷毛獅子狗。人們對付我也真像對付一匹狼，多年來照著文壇之狩的種種法則在這圍欄中驅趕著我。惡意我是沒有的，但我十分疲憊。因為就是野獸也會疲憊。這只野獸已經宣布，它不再是狼，不再做文學了。棄絕自己的職業，不做聲。直說了吧，這是怯懦。沒有這樣的作家，你能夠讓他不做聲。如果他不做聲了，那就是說，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作家。而如果一個真正的作家不做聲了，那就是他要死了……”
如果說，1930年的信，是這匹文學之狼張開嚎叫之口，那么一年后的這封信，則是文學之狼伸出的脖子，是示弱，是在謀求一種和解！在作家檔案的草稿里還有這樣的話：“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我想對您說我的一個作家的幻想，就是被您親自召見。請您相信，不只是因為由此看到最有益的機會，還因為您1930年4月電話中和我的談話深深銘刻在我的記憶中……我不是因為這談話受寵若驚，而是被這番話感動……”
布爾加科夫也許知道，從20年代后期，斯大林就在凝視他?？烁癫獧n案存有斯大林要求詳細了解“布爾加科夫炮制的偽劣作品的完整資料”的信息。對文壇圍剿布爾加科夫，斯大林的表現十分微妙，一方面表示支持：“我要說，這是反蘇的東西，布爾加科夫不是我們的人”；一方面他又對布爾加科夫好奇地凝視。有記載，《佐伊卡的房子》斯大林看了8次（還在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過）！《圖爾賓一家》至少看了15次！親自放行一時。斯大林曾和周圍人說起，“這個布爾加科夫！真敢干哪，真敢戧著毛來！”盧納察爾斯基詢問斯大林為什么出爾反爾，允許上演，斯大林回答，“我認為，它基本上還是益處多于害處”。“因為像圖爾賓之流都承認自己事業已經失敗……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是不可戰勝的。”
對續集《逃亡》，斯大林一方面指責“是企圖為白衛分子辯護或半辯護”，“是一種反蘇維埃的現象”；同時又表示，“我一點也不反對上演《逃亡》，如果他在8個夢上再加上一兩個夢，描寫一下蘇聯國內戰爭的內在社會動因……”
斯大林的確在經常地凝注布爾加科夫，斯大林懂得文學，他想到招安，布爾加科夫也從斯大林的凝注中，猜想著什么，甚至有什么期待？！或許，他想使自己成為那兇險年代的“例外人物”？出現一種“交換”的可能，讓作品開禁。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已有先例。
在給巴黎的弟弟的信（1933年9月）中他提到，“有人提議我修改《逃亡》。這些改動完全符合我最初原稿，一點也不違反我的創作良心，所以我修改了這些地方。”不過《逃亡》還是沒能上演。
在那個兇險年代，他多次打起給斯大林寫信的念頭，也發過幾封信（甚至替人向斯大林求情）。1934年6月11日，他就寫信給斯大林，要求出國看?。?ldquo;我越來越感到屈辱，我在莫斯科藝術劇院4年間的服務一無所成，這就是為什么我還要請求您的庇護。”
而“上邊”始終保持沉默……
帕烏斯托夫斯基回憶說，布爾加料夫有一種將痛苦的嘲諷轉化為滑稽的方式，就是每天給斯大林寫不可思議的長信。這也許不無夸張。不過在這漫長的期盼中，30年代的布爾加科夫已不再公開表達20年代的那些“觀點”。從喜劇《莫里哀》（1929-1935）到《普希金》（1935），探討的已經是作家與獨裁者之間關系。有所期盼，便不能不有所忌憚，自我查禁是查禁的最高境界。
1936年2月，布爾加科夫終于決意寫一部斯大林早年革命活動的劇本。作家努力在最小程度上和自己的良心取得妥協。他選擇的斯大林，還是一個浪漫青年，在為正義和自由的理想投身反對專制斗爭。1938年9月藝術劇院為慶祝斯大林60歲壽辰，和布爾加科夫簽約。1939年1月有了初稿，光劇名布爾加科夫就想了幾十個，如《牧師》，《大師》，最后定為《巴頓》，情節有1902年3月巴頓工人示威運動。為趕在慶祝壽辰上演，7月27日布爾加科夫在黨小組會上朗讀了劇本，大家站起來長時間鼓掌。之后是確定演員、去巴頓為排演實地考察。8月14日，布爾加科夫領隊赴巴頓，火車上收到電報：“不用出差了，請返莫。”回程中，心灰意冷的布爾加科夫對妻子說，“柳霞，他簽署了我的死亡判決。”
“上邊”傳出信息：巴頓劇本很好，不過不能排演。有各種傳言和猜想，比如，斯大林不愿意看到自己是一個革命的新手；或是說情節不符合官方神話，甚至有雙關暗諷之嫌；有人認為布爾加科夫是想與斯大林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或是說斯大林不愿意看到遠遠遜色于《圖爾賓一家》的《巴頓》，甚至未必愿意布爾加科夫來寫《巴頓》，因為斯大林自有整個蘇聯作協大軍去寫《巴頓》。
布爾加科夫對妻子說過，“你知道，我多希望給自己創造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盡管劇院按約為作家預付了購房款，不過還是沒能給作者“創造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巴頓》的打擊使布爾加科夫腎硬化的病情急轉直下，他失明了。
布爾加科夫去世的那天，家里終于接到斯大林秘書辦公室的電話：
“布爾加科夫同志真的去世了？”
“是的。”
電話斷了。這位一生被禁的作家得到安葬新圣女公墓的待遇。一場貓和鼠的長期游戲收場了。
《大師和瑪格麗特》中怯懦的主題
在彌留的時間里，布爾加科夫表現出不可忍耐的自我辯護的愿望，“帶走我的會是誰？接我的會是誰？……”
“他不配得到光明，他爭得的是安寧。”這是《大師和瑪格麗特》多次修改后，對大師的最終安排。也許，這位知識分子的反省過于苛刻。
喜劇《莫里哀》是布爾加科夫一部引以自況、暴露心思的嘔心之作。雖然到底沒能上演，他還是為它熬受了多年的爭斗和磨難。莫里哀，劇中這位17世紀的天才作家，為要說出真話，為要《偽君子》獲得上演，付出了怎樣高昂的代價：諂媚、屈辱、直至生命。藝術家與強權的對立，真正的藝術與君主專制不能相容，這正是劇本的主題。
在絕望中，莫里哀狂叫：
“我知道，他要壓垮我！這座神像！我一生都在舔他的靴刺，只求別壓垮我。暴君??！
“……為什么我要這樣做?為什么我要羞辱自己？是因為《偽君子》，是為的《偽君子》，我要找一個同盟者，同盟者！……不，永遠不要屈膝！我憎恨國王的暴政！”
這是一顆堅強和軟弱如此驚人地交織在一起的靈魂。在這里我們也聽到布爾加科夫靈魂的吼叫和辯護！而《大師和瑪格麗特》就是布爾加科夫的注定不能上演的《偽君子》。最終脫稿時，作家頑強地說，“我認為……它夠得上放到抽屜的黑暗之中了……我不相信明珠會永沒塵底。早早晚晚，作家總能說出他要說的話，……重要的是——不要失去人格的尊嚴。”為了它，一個作家的良知忍受了多少委屈！
很少有人注意《大師和瑪格麗特》中怯懦的主題：書中的耶穌幾次說道，“在人的各種缺陷中，怯懦是最主要的一種。”也許只有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的背景下才可能充分理解這一主題。這里，不僅“大師”由于膽怯，燒毀書稿，躲進瘋人院，再不想說什么；就連總督比拉多的殘暴里也充滿怯懦。在他大叫“愷撒皇帝的政權是世上最偉大、最美好的政權！”“真理的天國永遠也不會到來！”的時候，眼睛里也充滿恐怖！那是個說真話需要勇氣的年代——也是怯懦最終要付出代價的時代。
一些資料斷言，《大師和瑪格麗特》是斯大林的約稿?？梢灾赋瞿跬咛m德和總督比拉多身上有著斯大林的印記，從而推斷布爾加科夫?；手髁x思想的復萌：把復興俄羅斯帝國的使命寄托于斯大林。的確，創造出丑惡殘暴的個人崇拜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被革命口號所陶醉、所愚弄的祖國和它的人民。怎樣使人民恢復理性，恢復健康的思想呢？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布爾加科夫的憎惡首先指向“我的人民的那些可怕的弱點”，特別是指向知識分子的隨波逐流、對理性和良知的背叛。他借魔王瓦蘭德之手捉弄、懲治的正是冥頑不靈的蕓蕓眾生、市儈庸人，而精神文化的權威、莫文聯主席柏遼茲受到身首異處的懲罰。
也許，在善和光明缺失的背景下，只有讓魔王瓦蘭德主持莫斯科的正義??？也許，斯大林的鐵腕真能夠把惡變為善：通過殘酷的集體化運動，通過古拉格、大清洗和恐怖的紀律，把惡駕上善的馬車??？或者，這種念頭本身已經是怯懦??？但是斯大林還是封殺了這部奇書，無論如何，魔王瓦蘭德代表的是惡，是黑暗勢力。這一點作家是堅定不移的。而這種隱喻是絕不允許的。
布爾加科夫沒有背叛自己，但是他受了內傷，他內在折損了，有了裂縫。不過，作家在年復一年對內、對外的苦斗中，還是堅持說出了自己的話，寫在了自己遺囑性的傳世經典中。
“他不配得到光明，他爭得的是安寧。”這其中既道出一個知識分子良知的懺悔，也有他對良心安寧的希冀。
